宜家公司的目标是“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为此企业需要金融资产。但企业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赚。辅之以银行贷款的投资或者通过股票筹集而来的钱在坎普拉德看来是不可行的。“我们在筹钱过程中要对自己抱有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坎普拉德在他关于利润的描述中，对同事们为企业成功所作出的努力只字未提。坎普拉德个人认为，利润是企业扩张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可以用来分享的东西。让一个成功企业的职工拥有更多股份，像莱因哈德R26;摩恩那样关心员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这从来不在英格瓦R26;坎普拉德的考虑范围之内。

　　事实上，坎普拉德支付给员工们的报酬是相当微薄的。特别是领导层的收入竟然在平均水平以下，并且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机会。因为如果他们坚持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就会给人一种与坎普拉德提倡的简朴作风格格不入的印象。也许那还会导致他们事业的终结。

　　坎普拉德与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参与企业创始过程的元老们。他给予有活力的人很大的自由空间并且不断激励他们以自己承担责任的心态去作决定。但他也保持着必要的严厉，与那些领导层的员工区分开来，特别是当他的权威受到质疑时。

　　坎普拉德的“遗嘱”里有些片段读起来像保守的教导文字。“想想吧，时间就是你最重要的资源，”他笔触指向企业里某些员工，警告他们不要慵懒。“你可以在十分钟内完成许多事情。十分钟一旦浪费，就意味着最终失去。你永远都要不回来。十分钟不仅仅是你一小时的报酬除以六分之一。它还是你自身的一部分。”

　　在诸如此类的句子里，坎普拉德流露出对宜家这样的大企业里存在的懒惰现象的忧虑。在若干年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坎普拉德说道：“发展并维持我们企业的活力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号召那些斗志高昂的员工们除了公司以外，还要有更多的兴趣或习惯。”

　　在这篇哲思小品文里，他鼓励各级员工有更多自我承担责任的表现。“能做到承担责任，与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等没有任何关系。责任意识处处存在—在仓库，在办公室里，在买卖的过程中。”

　　同时，他还把员工比作一封有错误的自由信。“犯错是行动力的特权，”他写道，“害怕犯错是官僚主义的摇篮，是发展的仇敌”，“没有任何决定是唯一正确的。其正确性是由它背后的行动力而定。必须允许犯错误。”

　　坎普拉德在文章中以“不同的路线”为题描述了宜家公司哲学的核心特征。宜家从阿尔姆胡特这样的小地方产生并发展起来，这种经历是其他许多的公司没有的。坎普拉德把它视为公司成功的一个关键法宝，正因为如此，宜家才能不断创新。今后，也要一直尝试，看和迄今为止相比，人们是否能把东西做得更与众不同。固守陈规、僵化死板不会带来任何竞争优势。“我们就是要尝试与众不同！”到目前为止，宜家一直在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他以此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

　　坎普拉德把逃税和把总部迁到丹麦也归为“不同的路线”。这引起了许多瑞典人的同感。在坎普拉德移民后几年，这种严格的税务体制引起了瑞典最有名望的一位女士的反感，她就是阿斯特丽德R26;林格伦。

　　阿斯特丽德R26;林格伦属于那种尽心为国奉献的人。她的父亲就曾经是一个勇敢的纳税人，在读过纳税通知后，会带着满意的微笑说：“嗯，还不算太坏。”然而1976年时，这位女作家计算出，她为200万收入纳的税以及上交的社会保障费已经达到了200.2万克朗。这一比率居然超过了100%。她感到很生气，遂决定抗议。

　　为此她创作了童话“Pomperipossa in Monismanien”并在《快报》上发表了。其中她描写了自己与瑞典社会结构的关系：“Pomperipossa热爱这片有森林、山川、湖泊和小树林的土地。但她爱的不止是这片土地，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甚至，她还爱管理这片土地的聪明人。她觉得他们是如此聪明，所以每次当他们再度当选来管理这片土地时，她都会给他们投票。在她眼里，这些40岁以上的聪明人拥有建立一个优秀体系的决定权；没有人会贫困，大家都从福利厨房里获得自己的食物，Pomperipossa也为这个厨房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此她很开心。”

　　阿斯特丽德R26;林格伦的“童话”在瑞典引起了关注。国际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财政部长古纳R26;施特朗嘲讽地指责她计算错误。68岁的她不必支付任何社会保障费，因此她的税收顶多只占去85%，剩下的那些钱足够她生活了。

　　但阿斯特丽德R26;林格伦手中握有大量饱受税务困扰的小企业的来信。她了解到财政当局的刁难。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呼吁改选政府。瑞典大多数人对此表示赞同。这样，社会民主党在1976年的选举中丧失了他们掌控了40多年的执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