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王稼祥、罗荣桓等敏锐感到，这个倾向不容忽略

　　也是在1946、1947年那段时间，因健康情况没有在党内担任职务的王稼祥由夫人朱仲丽陪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由夫人林月琴陪同，相继到苏联治病。他们都住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国际旅馆。

　　原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都住在柳克斯，后来哥哥毛岸英回了中国，陈祖涛为了照顾有病的毛岸青，就和他住到了一起。这样，他们就和王稼祥、罗荣桓成了上下楼的邻居。关心着后辈成长的王稼祥、罗荣桓，有时会就主动向陈祖涛他们询问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子弟们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学习情况的同时，陈祖涛还向长辈们反映了一些衍生于留学群体中的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许多孩子到苏联时年纪比较小，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又因战争与国内失去联系，使得部分孩子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和父辈们的情形，自然也不会把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同父辈的理念、祖国的命运挂上钩。另外许多孩子在进入高等学校以后，分散在各自的学校，脱离了原来在国际儿童院的集体组织；加之生活极端艰苦，就难免出现思想涣散和消沉的情况，有的人就考虑在苏联成家立业，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陈祖涛反映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王稼祥、罗荣桓以及其他因公到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倾向，如若对此掉以轻心放任不管，就可能导致孩子们同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前辈形同陌路，这是他们极不愿看到的。

　　他们把刘允斌、陈祖涛、张芝明等已是联共党员、年纪稍长的孩子召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组织起来，要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父辈追求的理想，了解自己和祖国命运和革命事业的血脉联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你们今天的汲取知识，是为了明天返回和报效祖国。你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孩子，要负起责任来。

　　就在1947年的一天，刘允斌、陈祖涛、张芝明等联络到了二三十位已进入苏联大学的中国孩子，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当时也没有议论很正式的名字，就以中国在苏联大学生组织团称之，由刘允斌、陈祖涛和张芝明三人负责。

　　会上议定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组织学习；二是逢年过节，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活动；三是管理和发放国内送来的救济钱物。从此，柳克斯毛岸青的宿舍，就成了中国在苏联大学生组织团的办公处和中国大学生的活动中心。

　　和陈祖涛他们交谈过的王稼祥、罗荣桓、蔡畅等人，都承诺设法给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学习的资料。不久，他们就陆续收到了从国内寄来或送来的各种学习材料，主要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印发的中共各种政策、文献和国内战争进展的简报等。

　　当时在苏联的孩子中，只有像蔡博那样年纪的，中文还比较好些，像刘允斌、陈祖涛等中文只能说是马马乎乎，而像刘爱琴这样在国内没有接受过教育或年纪更小一些的，几乎一点中文都不懂。还有像陈祖涛继母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是在苏联生的，也是一点都不懂中文。因此当陈祖涛他们拿到国内转来的文献、材料后，还得靠懂中文的孩子，将之翻译成俄文，再组织大家学习。为了加深理解和收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他们还请人做讲解和做报告。

　　他们尽可能地寻找有关祖国历史和现状的书籍来看，以增加对祖国的认知。陈祖涛印象深的，是他还从图书馆找到一本陈伯达著的《四大家族》，自己看后又让大家传阅。通过这种学习，他们的心和祖国更贴近了。

　　每逢年、节来临，中国的学生们就聚集到柳克斯，自己置办点酒水，自己动手做菜肴，表演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跳跳交谊舞。蔡和森的女儿蔡妮是学艺术的，钢琴、手风琴样样精通。钢琴买不起，陈祖涛用国内送来的经费买了一架手风琴，每次演节目，就由蔡妮担任伴奏。这在异国他乡的欢歌笑语、自娱自乐，凝聚了中国学生的情感。

　　然而就是这个组织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们认定为“苏修特务组织”，是受克格勃控制的。陈祖涛说他被造反派质问得也没办法解释清楚，当时刘允斌自杀了，张芝明听说被逼得精神失常。

　　后来造反派们拿来了一个本子，说是他们特务组织的罪证。陈祖涛一看，是当年他们开会和活动的记录，顿时感到“救星”来了，他认识当年那些做记录的人的笔迹，同时记录正好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搞什么特务活动，而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献，反映了他们身处异乡心系祖国。原来讲不清楚的事，看了记录就都讲得清楚了，也正是记录本的发现，使陈祖涛的审查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