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种植了大片直到现在俄罗斯低层的老百姓仍作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为路途远，到那里劳动都是乘坐马车往返。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顾起来，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他“文革”中受冲击被赶到了东北的乡村僻壤，就因为有在苏联学到的那些生存技能，贫穷和困厄一点也难不倒他。

　　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