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最早读您的文章就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性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但读了您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伦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两个人。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了？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枪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一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

　　蓝：但是这里也有所区别，法捷耶夫最后还是认清了斯大林的面貌。他只是不能不服从，而中国作家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后来都出版了，引起了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

　　李：您对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是怎么评价的？

　　蓝：索尔仁尼琴确实写过许多好作品，比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劳改营题材的先河，震撼人心。《癌病房》也很好，《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对苏联专制制度各种表现的研究成果，不像文学作品感染力那么大。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在同朋友的通信中把斯大林跟列宁比，说了不少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胜利前夕被查出来了，克格勃当着他旅长的面把他的大尉肩章揪了下来。旅长说，你在乌克兰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呀？旅长无法保护自己的部下，只能向他暗示一下。他这才明白事情就出在这上面。他被判了十年刑，经过炼狱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的成名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关系很大，《癌病房》本来是要发表的，但是特找不到他，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写《古拉格群岛》，耽误了发表。正在这时，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很不冷静，打印了二百五十封信，给代表们寄去，对苏联的图书检查制度猛烈抨击，说作协应该是保护作家的组织，而不是坑害作家的组织。这封信，在西方报刊上登了出来，苏联作协让他写文章声明西方登的信是对苏联的污蔑，可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封信并没有在苏联发表，我怎么写声明，你先登出来，我再写声明。这样，苏联作协主席费定就火了，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要处置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在国外相继出版。苏联尽管对他猛烈批评，但是还是让他出国了。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两位作家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作品内容并没有攻击苏联，审判他们就因为他们用笔名和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他们联名发表抗议，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在苏联，作家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还是第一次。判决后，仍向最高法院、最高苏维埃甚至苏共中央抗议。作家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经过这次抗争，苏联政权才没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激烈措施，1974年把他一家送出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