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5月26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这场盛典就是一场灾难。那些为一只面包和一块香肠吸引来到霍登广场上的有五十多万人。而组织工作做得很糟，竟挤死了许多人，广场周围布满了尸体。这次庆典是由皇叔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主持的。人们要求审判他，追究惨案的责任。沙皇的反应却是：这事永远不许说。波别多诺斯采夫迎合着说：谁也没有打死人，是老百姓自己挤死的。公开承认皇室成员犯了错误，就等于削弱君主制度。

　　尼古拉二世就这样戴上了沙皇的冠冕，开始了末代沙皇的统治。皮库利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小说写的是尼古拉二世一朝的故事，一直写到1917年二月革命他逊位为止。在这部小说里，他当然是个贯串始终的人物，却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人物，比较起来，在小说中，皇后亚历山德拉就比他更重要些。而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拉斯普京，又比皇后更重要了。这三个人，就是邪恶势力的领袖。

　　尼古拉二世本是个庸才，做了沙皇就只能是个昏君，却又要厉行专制独裁，以致民怨沸腾。到了1905年1月9日（俄历），在首都圣彼得堡发生了开枪射击和平示威群众的事件，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这个“流血星期日”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农村暴动，士兵哗变，标志着俄国第一次革命暴力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次革命中，对霍登惨案负有责任的皇叔谢尔盖，被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杀了。这谢尔盖，他长期兼任莫斯科军区司令，暴行累累，他的所作所为，用列宁的话来说，“甚至比许多革命者更能使莫斯科革命化”。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他，是这一场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在写了这一场刺杀之后，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谢尔盖的妻子向当皇后的妹妹为刺客求情，她说：“我将终生感谢卡利亚耶夫，我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曾经三次跑到马车前面，但没有投炸弹，因为看见我和孩子们坐在马车里……这种高尚行为促使我请求你们宽恕这个年轻人。”可是皇后不能欣赏这种高尚行为。卡利亚耶夫被绞死了。

　　如果说，尼古拉二世的十年独裁专制已经足以激起这一场革命，那么，1905年拉斯普京被引进皇室，就使得情况更加速恶化了。他先是成了皇后的亲信，再通过皇后影响沙皇，直到可以干预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大臣的任免，权倾一时。宫廷里昏天黑地的腐败，可以随便举几个小例，1915年秋天，这时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俄国正作为协约国之一同德国交战，皇后却要拉斯普京帮她悄悄把一大笔款子转入德国。一个小报记者勒热夫斯基，因为拉斯普京的关系当上了红十字协会的全权代表，享有在首都火车站倒卖急用车皮的权力，前方急需的榴弹炮也可以等一等，车皮要让给乔治·博尔曼公司运送巧克力！他这样做当然大有甜头。有人在他家的卫生间里发现，一个暗柜里藏了不少钱，还有一火柴盒没有加工的钻石。普罗托波波夫被拉斯普京安排出任内务大臣，做官可是要本钱的，他去向犹太商人借十五万卢布：“只要我当上大臣，就马上还，全部还清，甚至可以提高利率！”他当上了，觐见沙皇，沙皇问：“您已经参观过我夫人的医院啦？您觉着怎样？”新任大臣马上明白：即算自己没有裤子穿，也得把十万卢布奉献皇后。一个和拉斯普京关系很深的犹太冒险家犯了事，沙皇特地给司法大臣下了一道圣旨：“我命令您停办马努伊洛夫的案子，不要把他送交法庭。”司法大臣当然无力抗旨，他感慨说：“如果事情闹到要斩断我伸向暴露无遗的刑事犯的手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们也预感到来日无多了吧，他们也怀着对于日渐逼近的电闪雷鸣的恐惧。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俄国盛产名牌避雷器——绞刑架。”对此，小说作了这样的描写：“整个冬季都在讨伐围剿，到处审判，法官们急不可待地对‘暴民’处以绞刑、枪决和焚烧。监狱人满为患。囚徒们甚至被杀死在牢房里。步枪从牢门的监视孔中伸进去，人紧贴墙站着，子弹就像钉子一样，把人钉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