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刘邓大军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西北、华北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也是它的软肋。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更重要的是，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毛泽东必须有所动作。

　　经过一年的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1946年3月，华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1947年7月，晋绥解放区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华中、山东解放区也发生严重灾荒。但即使这样，为了支援战争，解放区的公粮田赋负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仍旧普遍加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7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和敌人在解放区扭打，共产党人将面临极为困难的情况。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

　　前几个月在晋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解放区面积减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和国民党军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回旋的余地也大为缩小了。国民党军一直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它最拿手的是打阵地战，而解放军则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硬碰硬地阵地战，一般都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没有地方可供运动，这仗当然要难打得多了。

　　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虽然是共产党主动撤出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就连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甚至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丢失延安“中共显然失败了”。董殿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决战辽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3版，第314页。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考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正在不动声色地统观全局，他觉得是到时候了，就在关键时刻拨动一下棋子，下了一招险棋，作为一桩冒险的“买卖”，那就是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蒋介石向解放区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突破，扭转战局。

　　这一着让整个棋局变活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作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一军通称“刘邓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