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一家基金公司收购徐工机械的过程就更莫名其妙了。基金都是不会自己经营的，它们的收购战略，简单地讲，就是将徐工分拆卖掉。我们有必要依靠外国人干这种内资企业也能干的分拆游戏吗？所以我所谓的大欺小、强欺弱不仅仅表现在企业规模，我们企业家对外资那种卑躬屈膝的心态让我感到不解。讲得更进一步，地方政府对外资和内资的态度是否也是一热一冷、截然不同的心态呢？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值得我们反思。

　　在没有法制化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你让外资随便进来、随便买内资企业的话，零售也好、金融也好，或者其他行业也好，内资企业都会因为大欺小、强欺弱的缘故被淘汰。读者是不是认为我说的话有点危言耸听。可是我反问读者——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我是对的呢？我此刻多么希望我是错的。

　　我想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科龙电器顾雏军的案子为例。德勤在国外是多么的遵规守法，但到了中国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其原因依然是缺少一个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再好的公司到中国都会慢慢地变质。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把外资引进来，他们就像在美国一样好，绝对不是的。这些外资企业在外国所以好，因为它有严格的法制化游戏规则（这也就是沟渠的作用），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

　　我们不少肤浅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认为国际化就是与国际接轨，他们完全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没有把游戏规则引进来，反而把这些表面现象引进来，包括零售业、银行、服务业的开放等等，这无异于是引狼入室，纵容外资席卷中国市场。目前，内资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在国际化浪潮之下陷于困境都是一样的根源，那就是在国际化之前放开水闸而没有挖沟渠。

　　再举个例子，我在《误区》一书中指出，目前进行的银行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理解西方金融的本质，而学习西方表面现象的改革。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全世界250次银行危机中有92次是没有资料的，141次是各国政府束手无策的，3次是加强监管的，14次是放松监管的。那么请记住，有141次是各国政府束手无策的。

　　而且该报告的结论更是令人耸动。结论指出，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在内，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除非在增大银行透明度以及引进战略投资人方面有点共识之外，其他方面都是一无所知。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中国怎么敢改革银行，怎么敢迈出这一步？甚至认为卖银行就是和国际接轨？我想我可以用五个字来解释原因——“无知者无畏”。

　　但是又有专家学者说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不得不做啊。做当然是应该做，但是我们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看事物的表面。比如说人民银行曾经宣布人民币汇率要更加的浮动，要跟国际接轨，而且人民银行要把汇率波动的风险由央行卸下来转给企业承担。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晓不晓得美国、日本跟欧洲为什么可以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我想告诉大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大部分都知道如何对冲外汇风险。我想请问，我们中国有哪一个公司知道如何对冲外汇的风险？中航油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一出手就惨败而归，其他的公司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对冲外汇的风险，你怎么敢把风险给企业承担？而且中国是加工型的制造业大国，平均利润可能还不到5%。汇率的小小波幅就会把利润全部掏空，所以这么重大的汇率改革，怎么敢随意推行，难道你以为这是与国际接轨吗？错了，这又是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完全不知道浮动汇率的背后是要有配套措施的。

　　我们难道没有汲取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的教训吗？泰铢一改成浮动汇率就立刻遭到索罗斯狙击的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吧？索罗斯击溃英格兰中央银行的例子我们也不该忘记吧？

　　四、企业家所面临的第三个冲击：高风险的冲击

　　我在《标本》一书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的地产企业负债过多、风险过高这一问题。读者知道我们上市公司的资本负债比例是多少吗？中国上市公司之中的地产公司，资本负债比例普遍是在100%～300%之间，换成资产负债比例应该是在50%～75%之间。我们企业家肯定认为高负债很正常，我认为这就是民族企业家的悲哀，因为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