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斯坦父子俩看着她。毛利斯小姐这时也毫无激情地看着莉莲，她确实有个立陶宛的母亲不假，但她却出生在下东区3，念书念到八年级，会说标准的布鲁克林英语。那群女人也看着她，就像她刚刚把裙摆掀到腰际将赤裸的下身呈现给了世界一样；那举动真是粗俗下流，让人难堪，但却又十分奏效。

    老布尔斯坦先生走近莉莲。“够胆量。”他说，接着伸出手攥住她的下巴，像要亲吻她的嘴。“够胆量。胆大是好事。”他的另一只手朝毛利斯小姐挥了挥。毛利斯小姐已经告诉女人们以四人一组分列站开以便与之交谈，于是人群旋即分成了十五个四人小组。莉莲已看不到朱迪斯的身影了，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跃过花园围墙的小狗。她朝鲁本·布尔斯坦笑了笑，朝麦尔·布尔斯坦笑了笑，又朝毛利斯小姐适度地笑了笑。莉莲已经从一系列惨痛的现实里挺了过来，全家人的遇害，女儿苏菲的遗失，如死亡征程般的跨洋之旅，在她表姐弗里达的两间房里与陌生人共度的毫无隐私的生活，人们的体味、尿味与煎炸食物味道的混合，不确定与需求的并存。一切不过如此，她想着，又朝那三个人笑了笑，他们是她生命中新出现的国王、皇后和王子，仿佛她刚刚从一张柔软的铺满羽毛的床上起身，正要迎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

    鲁本·布尔斯坦用依地语说：“明早过来吧，机灵的小猫儿。”麦尔·布尔斯坦说：“说真的，小姐，你的英语怎么样？”莉莲谨慎地答道：“我在上夜课。”她顿了顿，接着说：“学的还不赖，谢谢您。”

    从爱利斯岛赶到曼哈顿的巴特里公园花了莉莲八个小时的时

    间，寻找表姐弗里达的寓所又用去了四个小时。在移民检查站，莉莲利用三次排队的时间读了表姐弗里达的信，研究了那个位于大琼斯街的地址。医生观察他们爬楼梯的动作，试图找出四肢残废、心脏欠佳或头脑迟钝的迹象。（“你的步子很轻盈啊。”在叉路口上时一个人对她说。“在美国他们可不想要白痴。还有啊，”他让莉莲看了一张写着字的卡片，“如果你碰到什么东西看起来跟这个差不多，就刮刮你的右耳朵。”莉莲努力地在记那几个字母的形状。“这些字什么意思？”“你想呢？就是‘刮刮你的右耳朵’，只要你照做，他们就以为你懂英语了。是我哥哥把这个寄给我的。”那人说着，将卡片揣回衣兜，就像一个正往兜里揣钱的大款。）

    弗里达表姐在信里说，他们有房间让亲朋好友来住。他们做小本裁缝生意，还可以为那些能独立混饭吃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这国家真大，她写道。任何人都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贵族出身。弗里达还将近来购置的物品列了一张清单：一台缝纫机（是分期付款的，不过她已经弄到手了），纸袋装的白面粉，像乳酪一样甜且未变质的浓缩牛奶，可在晚间享用的雀巢牌可可粉，与她的发色完美搭配的发夹，只卖十美分的棒极了的长筒袜。这儿的许多东西是图罗夫的人所想象不到的。

    莉莲走过最后一扇门，注意到了“开往纽约”几个字，于是她找到一个正往渡船上搬行李的男人，将信拿给他看，那人只是笑着耸耸肩。她先后十多次举起那封信和用印刷字体写的地址，但看到的只是一张张没有答案的面孔，带着茫然空洞的表情，或者是比茫然更糟糕的知晓一切与一脸狐疑；她不报多大希望地把信举在那些不识字的人面前，他们便像受了侮辱似地把她推到一边。她看到许多辆电车，看到那些身前身后佩戴徽标的人，看到穿短裙的女子，看到背上捆着板凳、脖子上挂着油亮皮鞋图片的有色种男孩，看到一队人打身边穿梭而过，看到红裤子老头儿与红帽子姑娘一起售卖鞋带、扇子、铅笔和咸麻花，那麻花的香气让莉莲不禁捂住嘴使劲吞咽口水，但无法想象的是，当她最终抵达大琼斯街时，就在这个新的国度里她的新住处门外，她第一个看到的竟会是一个穿着睡袍，披着男士外衣的女人和她的哭泣。莉莲注视着这个女人打开一把折叠椅，从兜里掏出一个瓷盘放在腿上。人们从这里走过时会投给她几枚硬币。

    弗里达表姐从楼梯上奔下来，把莉莲拥在怀里。“亲爱的小莉莲，”她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了。”弗里达已经三十岁了。莉莲对她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的一场家庭婚礼上，那时弗里达曾带着她走进小树林采摘覆盆子直到天黑。莉莲凝视着街对面的那个女人，只见她静止在椅子中，泪珠从脸颊上滑落，滴到松弛的乳房上，又坠入装着硬币的盘子里。

    “被赶出去的，”弗里达说，“付不起钱，就得走人。”她用依地语说：“Es iz shver tzu makhen a leben.”生活不易啊。

    她想弄清楚莉莲能否理解。她不想莉莲受到惊吓，她说她们两个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就在此刻，莉莲应该看到了，从像她现在这样与弗里达表姐共处一室，到像那个一早便被赶出去的女人那样无家可归，这两种境遇之间的转换也不过是瞬息之变。莉莲确是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