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莲洗好了她的连裤内衣和长筒袜，把它们搁在了一到夜里就变得冰冷的散热器上。到了清晨，长筒袜仍是潮的。莉莲从朱迪斯身边溜开，穿着透心凉的内衣和湿漉漉的长袜朝第二大街走去。

    朱迪斯往身旁挪了挪，那儿还有莉莲留下的余温。莉莲上了救生船却没有为朱迪斯搭放梯子。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没有搭放梯子，连一小截绳子都没有递给朱迪斯，如果没有朱迪斯，她甚至都不知道金番剧院是什么东西。整整五个星期朱迪斯都睡在莉莲身边，从莉莲到达美国之后整整五个星期，莉莲一次次从梦中尖叫，一次次双手抓着朱迪斯的衬裙好像那是一张毯子或是一个人的身体，朱迪斯不得不把衬裙扯回来并推开莉莲，也推开她的噩梦。每个清晨都是这样的情景：莉莲惊恐地尖叫，茶壶嗞嗞地响，三个在客厅过夜的男人起床后在厨房里喝茶啃面包，直到莉莲和朱迪斯穿好衣服。在此之前本来有四个过夜人，朱迪斯和三个男人，还不算太糟，不过现在多了个莉莲，还有另外两个白天睡在这里的男人，只有在他们两个回来后，径直走到莉莲和朱迪斯刚刚睡过的床边躺下来时，才能看到他们的影儿。其中一个还丢了一只袜子，就在床下面，朱迪斯猜想他应该是穿一只袜子走了一整天的路，脚后跟一定满是鲜血。

    吃过饭，男人们离开了，于是朱迪斯、莉莲和弗里达把缝纫物铺满了一大张桌子。莉莲还得多学学，弗里达说。莉莲做着朱迪斯曾经做过的弱智的活儿：将疏缝里的针脚扯出，把用来装饰帽子的丝绸花的花瓣拨开，往粉色毡布上别粉色的羽毛，将扣子取下。她们无数次被针戳破手指，染料渗进去后就在指尖留下了细密的黑色孔洞。朱迪斯和弗里达说着依地语和俄语，在碰到只有英文名字的东西时又会说一些英语（比如电影啦，地铁啦，比萨饼啦）。莉莲在努力尝试着。

    即使莉莲在独立日那天一直守在家里，那也只有弗里达与朱迪斯能喝上茶。该轮到莉莲去买线和挑选图案样式了。弗里达（“就叫我弗里兹吧。”她对每个人说）每天付给她们一美元，当然，还要扣去房租，再扣去她筹备早餐的花销（“我不会让你挨饿的。”她告诉朱迪斯）。弗里达睡在厨房里拼到一起的两把椅子上，这样的睡法儿自然会弄痛后背。她不愿意与这群房客，也就是她那命运多舛的表妹和七个外人住在一起，也不愿每月与意大利人为了在她寓所里做计件工的事吵个不停，但她把这一切都当作借以向上攀爬的扶梯。她能触摸到光滑苍白的木头，看到自己稳稳站立的双脚，几乎每个夜里她都会梦到她心灵的家园第五大道，梦到她和穿着考究的女友并肩漫步，她们脚踝闪着银光，穿着有皮带装饰的鞋子，在那些英俊阔气叼着香烟的男人（并且胡须剃得整洁，声音动听）的赞美声中曼妙地走过，继而踏上光滑的大理石台阶，踱进一幢赤褐色的房子——在那里，弗里达跳着华尔兹从一个房间游弋到另一个房间，裙裾飘扬之间她瞥到了摆放在新潮浴室里的光亮的瓷器物件以及黑白相间的地砖，整个房子都只用气热，还有那大理石台面上的银制浅盘，充溢着葡萄、香蕉、芒果和桔子，在那张有锦缎华盖的床上铺放着洁白的床单和十多个洁白的枕垫。

    就在1924年7月的这一天，在下东区的57个街区里，有112家糖果店，93个屠户，70所沙龙，43个糕饼屋，以及50万犹太人。当弗里达透过厨房的窗户，透过唯一的那扇窗户向外张望时，她看到了希望。

    莉莲也想看到希望。她守候在剧院门口，试图感受太阳射到身上的温暖，直到内裤渐渐烘干。如果能得到这个工作，她会给朱迪斯买些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