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我也瞎了。到处都是明亮的红色，就像你的眼皮里面。我能感到太阳照在脸上的温度但却看不见。一切都消失了，房屋，人们，鸡群——这是在我的家乡，在图罗夫——什么都不存在了，仿佛一片白纸。我揉揉眼睛，觉得有东西在我手中碎裂。那是干涸的血。血将我的眼皮封住了。我努力想把血擦去，但它实在太粘，我的手上也沾满了，我的手臂鲜血淋漓。地面上也是一片血红。然后我看到可怜的欧斯普——我们那时结婚四年了——趴在地上，身上覆盖着血迹，衣服因沾血而发黑，在我们之间的地上散落着各种东西。祖母的茶壶摔成了碎片，还有一个水桶。”

    莉莲知道水桶旁边是什么，她看见了那只手，她知道那是谁的手，但是她不能对正在轻轻摇晃着她的软糖说：“我母亲被割断的手就在水桶旁边。”

    她说，“我母亲在地板上，死了。我赤裸身体站在房间里，每样东西都是鲜红的，我在我父亲旁边跪下来，他穿着睡衣在门前倒下死去了，他的斧子还在他手中。还有苏菲的床——我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是苏菲——她的床空荡荡的，于是我狂叫起来，呼喊她。就是这个梦。”梦的其余部分莉莲仍记得，阳光，清晨浅淡的金色阳光，照在欧斯普的结婚戒指上，闪耀在窗玻璃上，但那似乎并不值得提起。

    “苏菲是个好名字。”软糖说。她在床上撑起身子，一只手臂搭在莉莲伤痕累累的脖颈后面，莉莲低下头枕在那个娇小的肩膀上，在黑暗中那肩膀似乎变得宽阔丰满。在黑暗中，软糖就像是一个大女人。

    “我的真名是克洛希尔德，”她说。“来自这儿附近的一个小镇，我们是那儿唯一的有色人种家庭。我母亲是个巫医，父亲做点儿农活。养鸡”——莉莲在黑暗中点头，想象着图罗夫的画面，图罗夫所有的居民都在画面中，只不过都是棕色皮肤——“和一对山羊。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有一只狗，大多数有色人种是不养狗的，因为那段……过去。”

    软糖并不确定莉莲对狗和有色人种在美国的境遇了解多少；莉莲对什么都知之甚少，少到甚至都不会说，犹太人也不喜欢狗的。

    “我爱那只狗，她是黑色的，我父亲叫她戴尔塔。哦。”软糖说着，想起了一些事情，话音戛然而止。

    昨天一整天，软糖一刻不停地对莉莲叨咕着，关于灯红酒绿的西雅图和软糖的世界，她给了莉莲一些毫无保留的指导。她带莉莲四处转了转，告诉她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可以去“乌班吉小屋”，是另一个表哥开的，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去“摇摆西迷”酒吧，那家的男人有怪癖）。她教给莉莲用任意三种液体调配出鸡尾酒的方法，让莉莲明白了为什么有色人种女士需要用直发膏，为什么碱液比任何新出的但效力却不甚强劲的东西好用得多。在街上，她盯着打身边经过的女人的鞋，给莉莲讲她们的故事（嫁给了有钱的老头儿——看看那有光泽的皮制鞋底吧——她甚至都用不着走两个街区的路；那个人找了一个特殊女友来为自己挑选鞋子，并让她知道除了与主人的性事之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乐趣，还有粉红色羊皮舞鞋）。她将她所知道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真相告诉莉莲，声音像笛音一样明快地流淌，仿佛那鸡尾酒、奢美的商品和鞋子是与她荧光闪动的小小心房最为切近的事物。

    “我想，这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勇敢，”软糖在黑暗中说，“我宁愿勇敢也不要美丽。你不觉得么？见鬼，哪怕只能表现出勇敢我就安心了。”

    她说得飞快，似乎已经说了好久好久而终于要在莉莲觉得厌烦或进入梦乡之前把话题做一了断了。莉莲手放在软糖胸前摩挲了几下，说她尽可以慢下来，说莉莲会躺在那里只倾听她的呼吸直至晨曦微露，如果那有用的话。软糖像拾起一片树叶或一只瓢虫那样拾起莉莲的手，将它放回到床上。

    “我母亲就很勇敢，”软糖说。“我父亲死了——在1916年遭流感，就像这个国家里一半的人那样。我最小的妹妹也是。那是个艰难的时期。我那年十四岁，弟弟十一，妹妹们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死的就是那个六岁的——梅布尔。我们继续种地维持生计，是我和我弟弟，而我母亲则忙着为那些得了流感的人治病。真难熬。当我母亲去看病人时，来了两个白种男人，我让弟弟躲起来，他们抢走了山羊还非礼了我。孩子在我十七岁那年春天降生。漂亮的小女婴。哦。”软糖说着，又一次陷入沉默。

    太阳在西雅图上空徐徐升腾，弥漫在东方天际的银光正缔造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两个女人转头朝向窗户看着正发生的一切，明亮的粉红中盈动着无限可能，但很快，窗外的世界又溶解成了往常的形状，她们便又躺下来，软糖面朝墙壁蜷曲着，莉莲在她身后，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