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轼与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名门贵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大臣的态度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

    总的来说，苏轼希望能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他不能接受疾风暴雨式的革新变法。客观地讲，三十多岁的苏轼当时对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社会问题认识还不够深入，他的从政经历还不很丰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则估计得过于严重，总的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苏轼给神宗先后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自己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态度。

    他告诫皇帝，现在的变法：“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拟进士对御试策》）意思是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有人在深更半夜坐着马车奔跑在山间小路上，前面是骏马狂奔，后面是马夫拼命地鞭打，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希望陛下解下马鞍，喂饱骏马，等到天亮后在大路上慢慢行走，也并不晚啊！

    他警告皇帝：如今的为政之道、变法举措，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以性命的死生来检验药效。大宋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难道可以用他们来试验毒药的药效吗？如今的变法之政，小用就会有小失败，大用就会有大失败，如果一意孤行不加以制止，终究会导致国家大乱败亡。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自古国家存亡都寄托在百姓、军队、官吏、士人等四类人心之上，朝廷失去了这四类人心，就会发生变乱。如今陛下占有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见苏轼《再上皇帝书》）。

    宋神宗一向很欣赏苏轼的才干，他曾经当面询问苏轼对变法的意见，表示即便是当面指出自己的过错也不会怪罪。苏轼的回答果然也不客气，他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轼《上皇帝书》）意思是说：陛下英明神武、天纵英才，不可谓不英明、不勤勉、不果断。但是：一、太急于求成；二、提拔官员太快，都是些“直升机”干部；第三、耳朵太软，什么意见都听。请陛下静下心来，细心观察，徐徐图之。神宗对苏轼的这三点意见非常重视，表示一定深思熟虑，认真改过。

    当时，王安石为了统一国内的舆论思想，着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著作。他规定，自己的解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当时流传着许多苏轼嘲弄王安石学术观点的笑话。比如，当时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字学，它对汉字的结构意义重新解释。一次，苏轼问王安石，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回答：水之皮。苏轼马上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之骨吗？又一次，王安石问苏轼，斑鸠鸟的“鸠”怎么解释？苏轼回答：《诗经》上说，一公一母两只鸤鸠（布谷鸟）停在桑树上，它们的孩子共有七个（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这一公一母两只鸟加上七只小鸟一共是九只鸟，所以鸠字左边一个九，右边一个鸟啊。王安石深表赞同，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是苏轼在戏弄他（事载宋•曾慥《高斋漫录》）。

    苏轼的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以及真真假假的嘲弄之语让王安石非常恼火和气愤，这些言论会助长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会给变法造成损害！所以他要想方设法削减苏轼的影响力。

    宋神宗先后两次想让苏轼担任重要的官职，王安石均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神宗说：“苏轼确实有才华，但学问的路子不正，像苏轼这样的人，其学问很少能够有用于世，反而会有害于世，陛下不可不明察。”（语载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一来二去，神宗皇帝对苏轼也有点儿看不顺眼了，他曾对司马光说：“苏轼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好的君子，我觉得你对他并不了解。”（语载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而改革派的一些爪牙们已经开始罗织罪名，打算拔掉苏轼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苏轼深知，再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呆下去，肯定会惹火烧身，于是他主动向皇帝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他想，无论怎样，在地方上总能为百姓做点实际的事情。

    说实话，神宗很希望才华卓著的苏轼能够留下来参与变法，但这显然不可能，神宗只好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在批示中写道，派苏轼去安徽颍州担任知州（相当于今市长）。可宰相办公室却改为担任通判（相当于今副市长）。更有趣的是，神宗笔锋一转，又改为：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杭州城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富甲一方，到这里做官可是一个大大的美差，宋神宗对苏轼真可谓用心良苦啊（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这?年，苏轼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