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御史台开始正式审理苏轼这起皇帝钦定的大案要案。这个案子怎么审？

    起诉书上罗列苏轼的一大堆罪状，几乎都与诗文有关，那就先调查诗文的真实含义再说吧？不行！先定罪再说。审讯一开始，审讯官员就问苏轼五代以下有无誓书铁券。誓书铁券乃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苏轼出身低微，哪有什么誓书铁券？这完全是讯问死囚犯的方式（事载宋•朱彧《萍洲可谈》）。可见李定等人早就将苏轼内定为死罪，只等证据拿到，再屈打成招，便算大功告成。

    证据在哪里？唾手可得！

    首先，将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全部收集起来，选出一百多首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其次，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公文，务必上交个人手中所有苏轼的诗文，不得隐瞒。结果短到一张便条，长到一首完整的诗统统上交御史台，仅杭州一地就上缴了数百首之多。然后拿出一首，让苏轼自己解释一首。最初，苏轼只承认个别诗作有讥讽朝政乃至新法的意思。御史们立刻暴跳如雷，他们一口咬定苏轼不老实，展开车轮战法，除非苏轼对诗歌的解释符合他们的心愿，否则就没完没了。

    实在不想说实话，那就只有辱骂和暴打了（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面对如此的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前途险恶、生死难料，他的精神多次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就曾想投江自尽，想到兄弟亲人才作罢；入狱后他又准备了一些丹药，想着一旦被判死罪就先行自杀（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究竟有没有写“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这些诗果真罪该杀头吗？我们来看一看、评一评：

    第一，平心而论，苏轼的确写了不少讥讽、抨击新法的诗歌。这其中，有的是因为新法中确实存在问题，有的则是苏轼对新法的偏见。比如朝廷在全国推行各种新法，苏轼在诗中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意思是说，农民一趟趟往城里跑，就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法令条例，好处没得到多少，跟在大人身后的小孩儿反倒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要对付许多的新法条例当然会有些麻烦，但归根结底，这些麻烦的新法还是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好处，总不能因噎废食吧？这就是苏轼的不对了。

    第二，只是一般性地讥讽朝政，并不一定针对新法，更不至于讥讽皇帝。比如朝廷实行官盐专卖，增加国库收入，苏轼在诗中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意思是说老百姓吃春笋没有味道，原因是三个月都没有吃盐了，其实就是埋怨官盐的价格太昂贵。官盐专卖是北宋开国以来就有的法令，并非新法的新规定，但也总算是讥讽朝政。

    第三，含义比较模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但也被归入讽刺新法一类。苏轼有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杭州著名的钱塘江潮到来时，常常有人到江潮中浮游冲浪，甚至有人借此下赌获利。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皇帝曾下令不准百姓冒险弄潮。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是说，龙王如果明白皇上的用意，最好将东海化作桑田，弄潮儿就老老实实去种田了。但是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记录，苏轼在拷问中自己承认，这两句的意思是：龙王如果知道皇上喜欢大兴水利工程，索性直接将东海改造成万亩桑田算了，而这显然是荒唐不可行的事情。所以这两句诗有可能在讥讽宋神宗推行农田水利法不可能成功。但这是在拷问之下逼供出来的解释，究竟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就难说了。

    第四，就纯粹属于歪曲诬陷了，这一类在证据中占据大多数。

    一天，宰相王珪忽然对神宗说：“苏轼对陛下确有不忠之心。”神宗吃惊地说：“苏轼固然有罪，但对我还不至于不忠吧。你为什么这么说？”王珪将苏轼写的一首描写桧树的诗交给皇帝：“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他指着后面两句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就是不忠吗？”神宗虽然年轻，被这个案子弄得焦头烂额，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诗人之语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他不过是描写桧树而已，不关我的事。”翰林学士章惇也觉得王珪说得太离谱了，解释说：“龙并不惟独指国君，作臣子的也可以自称龙。”神宗点点头说：“自古自称龙的人多了，如诸葛孔明自称卧龙，他并不是国君。”王珪这才不吭声了。但是你看看，他们污蔑陷害的本领有多高！下朝以后，章惇实在忍不住了，问王珪：“你是不是非得让苏轼家破人亡才觉得高兴？”王珪说：“这都是舒亶出的主意。”章惇不客气地说：“舒亶舒亶，他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章惇后来评论王珪的卑劣行径说：“无所顾忌地诬陷残?他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事载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宋•王巩《闻见近录》）

    说来说去，究竟有没有一首诗可以导致杀头之罪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结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不过是个做过几任地方官的诗人，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看问题虽然比较尖锐，有时候也很片面，再加上免不了有些文人习气，喜欢写诗发牢骚，喜欢在诗里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仗着博学多才，喜欢在诗里用些刁钻古怪的典故发泄怨气，在士大夫圈子里传来传去，造成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舆论，但仅此而已，跟杀头的罪名八杆子都打不着。

    不过，杀头定罪这种事本来就与诗歌的内容没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只要想抓你，只要想定你的罪，想杀你的头，还担心找不到理由吗？更何况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反对新法的。漫长的审讯终于告一段落，苏轼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御史们则准备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的罪名起诉苏轼，只等神宗御笔一挥，即可结案。

    而此时此刻的苏轼，神经也是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其实即便旷达超迈如苏轼，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又如何能做到心如止水？苏轼在狱中时，曾与儿子苏迈约定，平时苏迈送饭，只送肉与菜，如果被判定死罪，则以送鱼为信。一天，苏迈出城办事，拜托一位朋友代为送饭，朋友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特地送来一尾鱼。苏轼看后大惊，以为死罪不免，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凉，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想到远在南都的兄弟苏辙，他的心情如何能够平静？绝望之余，他提笔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其一）看来，明年就是我的周年，子由啊子由，我们只有下辈子再做好兄弟了（事载宋•陈善《扪虱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