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贵族应该施以英明的、仁爱的统治。他信奉等级制度而非平等。他往往相信古训而非新论，认为祖先留下丰富的训诫供后人学习。他崇尚彬彬有礼、忠诚、谦逊和仁爱。有一次，一个学生问孔子：您本人属于哪类人？孔子风趣地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

　　孔子去世时73岁，既没有创建教会，也没有建立一个机构，但是他的思想万世流芳，被不同时代的人重新阐释。在2500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在当今有影响的世俗思想家施加的影响力如孔子那般巨大。

　　长城

　　中国有令人瞩目的语言和文化一体性，但是，其政治上的整体性却不稳定。较之欧洲而言，中国离滋养了那些善战的游牧民族的草原地带太近，因此，更容易遭受外敌入侵。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从未修筑一道长长的城墙来阻挡居于内地的敌人入侵，但是，中国在早期就不得不计划修筑这样一道长城，以阻止生活在中国西北部干燥的、人烟稀少地区的敌人。

　　中国的万里长城于公元前214年竣工，不过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长城从未完工，因为后世经常将长城延伸或者扩展。长城的修筑体现了统治者的组织能力和无数被迫从事国家指派劳动的劳动者的精力和体力。这些劳动者不像他们的统治者那样对长城如此欣赏：为了长时间地在砖场和采石场劳作，他们被迫远离家乡，或许再也见不到家人。他们很快意识到：城墙附近的地区地势高低起伏，因此，在某一个地点，城墙必须绕道而行，以避开黄河的大拐弯。城墙及其蜿蜒总共延伸了6300公里。如果在澳大利亚东西方向最宽的地区修筑一道类似的城墙，其长度不会超过中国的长城。

　　依现在的标准来看，在危急时刻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一定数量惊人。他们日夜不停地在大多数烽火台上守望，当入侵者出现时，几万双眼睛监视着他们。此外，长城的守护需要大量士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作战，而不是警戒。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治一体性，即：欧洲受到辽阔的海洋和众多半岛的分割，而中国的海岸线比较规则。许多欧洲国家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独立是因为它们由岛屿或半岛组成，由此，海洋保护了它们。海洋就其不可预测性而言，确实抵御了在陌生水域航行的敌人。譬如，在英国和希腊历史上，外敌的入侵经常受到暴风雨的阻碍。与陆上边界相比，海峡提供了更为坚固的天然屏障。

　　中国的人口与欧洲人口相当。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的600年间，欧洲人口是否在几年中超过了中国人口，无法确定。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壮观的黄河流域。那时，黄河是中国的尼罗河，但不如尼罗河那么容易驯服。黄河在流抵中国低地之前奔涌、滑行、起伏。它不能确定流向何方，于是向北而行，然后又向南流淌了约800公里—似乎无意向东转，流入大海。在飞机上俯瞰这些变化无常的河段的人会看见：远在下方的黄河宛似峡谷中的一道条纹，它的一端是森林，另一端是焦干的梯田，两端河岸之间没有架设的桥梁。

　　过去，这里的树木比现在多。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人们砍伐林木用作木柴或者制成木炭，从而导致丘陵地带大规模地遭受侵蚀。泥沙淤积的黄河变成了棕色的浓汤翻滚的激流。那时候中国人并不知道这条河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泥沙携带者，亚马逊河和尼罗河也是它的穷亲戚。

　　黄河极其重要但又充满惊涛骇浪，以致中国人用人牲来祭拜它。公元前400多年，人们每年都要向不可见的“黄河之神”献出一个活人来作为礼物，以表抚慰之心，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俗。一个打扮得如新娘子一样漂亮的小女孩坐在形状宛似婚床的木筏上，人们把婚床推进湍急的河水，新娘子瞬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驯服黄河需要创造力，还要征召众多的劳动者来修筑、重修河堤和导流的堤坝。公元前109年，皇帝修建了一座华美的“宣房”来向所有在堤坝上打孔，使村庄免遭水患的人表示敬意。在每一个十年期间，河床都继续升高，因此，人工修筑的河堤不得不加高更多。在许多地方，黄河底部甚至比周围的平原还要高出许多。在不同的世纪，黄河或者流入大海、或者向北、或者向南流入多山的山东半岛，这充分说明了黄河的威力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