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囿于狭窄的平原，而黄河则无拘无束。在基督诞生之前的5个世纪中，黄河河谷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带。即便是在希腊港口城市和波斯帝国都处于兴盛时期的公元前500年，黄河河谷沿岸也分布着许多繁荣的大城镇。黄河河谷或平原是中国的中心，养育着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后来，人们从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迁移到温暖的南部地区。

　　随着粟和水稻产量的提高、灌溉沟渠的挖掘，农田的作物能够供养大城市的人口。一些城市用压实的泥土砌成长长的围墙以防御外敌入侵。有一座城墙底部宽达36米，周边向外扩展到能包围一座小的城市。修筑这些城墙需要大约1.2万人约10年的时间来搬运泥土，相应地，回报他们的是满载的一车车谷物。坐落在黄河沿岸的几个城市日益形成规模，从它们城门走过的游客一定会对此叹为观止。建于公元25年的新都城洛阳拥有近50万人口，或许只有罗马比它大些。

　　中国具有罗马帝国的某些特点，行进中的军队对中国来说，就像对罗马人一样重要。上百个官方驿站在中国驿道沿线按一定距离排开，为住客提供床铺、洗漱的地方、饭食和马厩。怀揣急件的信差在驿道上飞马而来，这些急件写在细木简上，装入竹筒中，然后密封起来，以确保安全。在驿道沿线间隔适当的位置矗立着烽火台，在紧急时刻，它们可以把简单的烟雾信号传递到下一个点着烟火的烽火台。公元前74年，皇帝驾崩的消息在30个小时内传递了约1300公里，主要就是藉由烽火台上升起的烟雾告知天下的。

　　19世纪的中国与美国颇为相似：当时，尚未使用的森林和湿地广为分布，可供人们开发耕种，由此，为人口压力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在中国南部，广阔的森林、稀疏分布的林地和亚热带的平坦地区供养了少量人口。但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几十万农民为了寻求土地正在向南迁移。他们种植了南部的主要农作物—水稻，这种作物的需水量很大。他们还首次栽种了茶树，1000多年以后，茶叶在欧洲人的眼中，成为一种令中国丝绸相形见绌的商品。

　　朝鲜和日本生活在中国及其新观念、新技术的阴影下，不过，也放射出光芒：新的冶金术出现；斧头和收割谷物的镰刀刀刃开始用铁而非石头打造。他们用陶轮制造一种新的陶器，并把陶器放进高温的炉子里烧制。公元前500年以前，一种新的食用作物—水稻从中国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开始改变这两国人民的饮食结构。

　　印度半岛

　　这一时期，中国在亚洲的唯一潜在对手就是印度。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相距太远，以致构不上真正的竞争关系。它们彼此之间一无所知，由此，二者都处于亚洲的事实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亚洲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人中比较博学的那群人对这个概念毫不知晓，他们认为中国的位置过于居中，以致不能将之纳入任何其他的地理单位。

　　印度与中国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岛屿。向东延伸近25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将印度半岛与亚洲大部分地区隔开，因此，从西北部接近印度更为容易，那里的山口可供车辆通行。印度的位置离中东和希腊的文明更近，而离中国的中心区域较远，山口的确切方位又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印度的联系将会支持地中海世界。印度的主要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而非汉语一族。印度的入侵者多半来自欧洲，其国外贸易，无论是经海路还是陆路，也都是指向欧洲。

　　在世界上位于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国家中，印度拥有的冰冻区域最为广大。印度也有非常广阔的炎热地区。幸运的是，在夏季，冰雪融化的高山将雪水送到焦干的平原地区。这些雪水有助于弥补通常随印度洋西南季风而来的降雨的匮乏和无规律性。

　　恒河是这些白雪覆盖的山脉孕育出来的。通常，它全年流淌不停，流过辽阔的平原。公元前1000年之后，恒河取代印度河成为印度次大陆人口主要聚居的地区。河谷沿岸的城市逐渐增多，农田也不得不相应地扩展，以便养活城市的人口。到公元前400年，印度很可能拥有3000万人口。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北部地区的人口超过了这一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