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Regents Street街道的拐角处，我看到了“枫林小馆”。走进去，空气里正飘荡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新加坡人开的中国餐厅，没有筷子，只有刀叉，照着菜单上那个名字最长的、似乎是“非常辣的猪肉，带有蔬菜”的名字点下去，几分钟后，端上来的是“鱼香肉丝”。

    屋内的光线不明不暗，柜台后面除去酒瓶还有财神像，厨房里间歇传出一句我熟悉的普通话，这是在海外中餐厅的典型经历。两天前，我和朋友在伦敦的唐人街散步，突然觉得，挂在橱窗里的烧味和餐厅里经常传出的80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似乎是连接海外华人情感的主要纽带。

    回到夜晚8点的枫林小馆，我一边吃着被改良的鱼香肉丝，一边读着手边的《前景》杂志，它与《新政治家》、《旁观者》、《伦敦书评》等，构成英国迷人知识分子传统——富有智力性的公共辩论是保证一个社会健康的前提之一。这一期的《前景》，连续三篇文章都牵涉我们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公共议题——身份的认同。20世纪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到了21世纪转变成不同文化间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纷争。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与别人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

    日本人在想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是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土耳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就像弗兰西斯·福山则在《前景》的封面故事《论认同》中写道的：“导致过去10年中的恐怖袭击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不如说主要是现代认同政治的表现。”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像是对福山的呼应。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加登·阿什在《欧洲的真实故事》中努力向读者表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已经50周年（欧盟正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欧洲必须寻找一种针对自身的新的叙述方式。在冷战的阴影下，西欧的故事建立在对自由与繁荣的追求上，是对抗前苏联代表的极权与匮乏的力量。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理解过时了，在欧盟成员不断增加的今日欧洲，自身的目标反而模糊了。阿什相信“自由、和平、法治、繁荣、多元、独立”，这六项目标应该是一个新欧洲故事的基础，这其中当然也伴随着不间断的自我修正。

    接下来的一篇是关于美国政治明星Barack Obama的人物肖像。不管他是否会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已提供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所长期缺乏的活力。他的经历再次印证了“美国梦”的真实性，就像一位政治评论家说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会说话的希望机器”。对于正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昔日的领导权与价值观的下坠而不安的美国，还有什么对自身价值、自己故事的确认更让美国公众觉得充满希望的呢？

    在《前景》杂志的智力气氛、邓丽君过份甜蜜的歌声和鱼香肉丝的味道混合中，我一直在想：“究竟是怎样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历史的经验将中国人——不管他们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中国的叙事到底是什么？”

    对于19世纪之后几代中国人来说，是中国正在遭遇的屈辱经历和对昔日历史的骄傲混合在一起的情感，是对独立与安定与富足生活的渴望，是中国菜的烹调与方块的汉字提供了这种纽带。那么，现在中国人依靠的是什么？散居在台湾、香港、世界各地的华人，使用的甚至并非同一种汉语，中国漫长的传统似乎也已经被耗尽，只剩下孔子、儒家这些空洞的概念，人们能够分享的只剩下中国胃和流行文化，是苏芮的歌曲或周润发的电影。

    新一轮中国热为这种纽带提供了新的元素，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它们是某种暂时的粘合剂，却不是可以持续的价值观。

    我们迫切地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中国叙事，它能够激发起生活在中国大陆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普遍性情感，它不再仅仅是由流行歌曲所营造的乡愁，或是一种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构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与多元化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