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