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决策椅”上，喝“长征”、读“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报道……在一丝新奇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第一次进入香港旧中国银行大楼上的中国。在被称作资本主义心脏的香港中环，你却突然被毛泽东像章、周恩来黑白照片和身穿类似1950年代中国警察服装的白色工作服却说一口粤语的服务生包围了……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人开的面馆上挂着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观地咧开着；在北京789艺术家群落里，我不断看到“无产阶级”、“后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些概念的衍生与再解释；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断看到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进行着一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变革”……

    在读亚马蒂亚·森的新书《身份与暴力》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种不安是什么。在伦敦地铁爆炸一周年时，人们发现在灾难一年之后，英国社会试图提高穆斯林居民和当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败。森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犹太的社会领袖领导犹太人，而它导致的结果是，它只是强调了人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感，却没有社会、政治上的认同感。人是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份强调其中一点，忽略其他，总会导致理解上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即使在千百万人都手握红宝书时，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隐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经商的时刻，中国人也不仅仅只是消费动物……在过去30年里，我们要么用6亿无产阶级，或是13亿人的市场，来形容中国，甚至中国人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中国人要么只有政治身份，要么只有经济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纪，那么中国人又只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形象，似乎只有拥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将过去30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人转变为互联网时代人，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于了解真相。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破旧的胡同旁建立了崭新的高楼，老北京人散步的后海，变成了纸醉金迷的酒吧。周围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些改变，广告牌、电视屏幕，报纸专栏，都在提醒每一个人，如何迅速抛弃昨天，拥抱明天，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喜悦与焦虑。我们为自己设计出各种新形象，却仍在为那个简单的命题而困扰：“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