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80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司徒雷登的遗产。

    90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