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份平静。我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一开始，我们在牛车水的大排档里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远处是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记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移居新加坡的历史。牛车水的马来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车”，最初的居住者马来人每天用牛车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载水。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莱佛士将牛车水划为华人居住区，像大多数南洋的华人定居地一样，广东人与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牛车水街边的木屐匠、薄饼皮制造者、神像雕刻师、写信佬，这些传统的职业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馆里陈列的旧黑白照片，码头上苦力与记账员的雕像，我们的确难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风貌，那个由英国人、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构成的渔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墙、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所建构与包围，金融家们躲藏在屏幕后面操作资金的流向。在过去的30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争夺“亚洲之都”的称号。

    “中国企业为何难以成为世界级的品牌？”6年未见之后，我们最初讨论的谈话竟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黄广宇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轻程序员。而管沣则是一名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的创业者，他在2000年的dot-com风潮没有彻底落幕前，进入了IT业，正在开发3D产品，3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住宅里，吃饭、睡觉、编程序，一心要打开东南亚市场。

    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为同班同学最多的聚集地，95级微电子专业的22名同学，5名在新加坡在学习与工作过，剩下的几位仍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则在上海。

    我们谈话的地点从牛车水，转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对岸正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落脚点，此地充满了莱佛士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酒店、学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却从未消失。

    1819年开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东方与西方交汇之地，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邻居影响的焦虑之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30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讲演中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保持封闭政治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