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像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其他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10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经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理论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在谈起自己的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7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读者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