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柏杨说的那一套。”肖知兴讲话时，像是一个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单纯、热情、书生气十足。他34岁，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商业教育机构中欧商学院的年轻、广受欢迎的教授，之前他在法国的INSEAD商学院读了5年书，可能也是第一位在权威管理学杂志《管理科学季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我们坐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里谈论他的新书《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他知道这个题目可能引起的联想。恰好20年前，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那本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本书，龙应台的《野火集》，李敖6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还有政论片《河殇》是最令人难忘的声音。思想的流动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前三位都是台湾作家，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批评却在隔绝了30年的中国大陆引发了更广阔的共鸣，现在看来《河殇》像是“文革”语体和情绪化的产物，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热情辩论，并成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柏杨和龙应台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厌细节的批评，与李敖和《河殇》对华夏文明本身的否定，都是探寻中国民族性与传统的努力。

    这股思潮足以追寻到19世纪末，在日益加深的外来挑战面前，中国人发现自身的一切都可疑，不管是儒家伦理、政治制度还是随地吐痰。80年代中国再度兴起的对传统的批评，像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台湾正处在漫长的蒋家王朝的晚期，而中国大陆则刚经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在经过30年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实验，告别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后，却发现中国人依旧是那样一盘散沙，冷漠、容易嫉妒、敌视新事物……就像龙应台日后感慨地说，她依旧在呼吁着梁启超100年前的呼吁。

    在肖知兴智力成熟的90年代，中国依旧像70年前一样，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念、物质如饥似渴、充满迷信，只不过伯特兰·罗素、泰戈尔，换成了杰克·韦尔奇和迈克·波特，科学与民主演变成利润和市场份额。肖知兴在枫丹白露的INSEAD学习管理知识，就像2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一样，是各自时代的知识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