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成为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之一。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电子领域正成为国家竞争间的关键领域。年轻人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是这个国家经济变革的风向标。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对外贸易最受欢迎，那正是邓小平南巡不久，松动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无数可乘之机。只要你与对外贸易沾边，就可能享受到封闭的中国市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的价格上的落差，中国的财富正在按照不那么透明的规则重新分配。在某种程度，对外贸易专业对于18岁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而言，意味着体面的不劳而获。

    1995年之后，计算机与管理学变得炙手可热。世界的风尚已经改变，互联网革命使很多人相信，他们在面临一场几百年难遇的新机会。在这场角逐中，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过不必要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起跑线；而对于个人而言，美国那些过份年轻的百万富翁的轨迹炫目得令所有人心驰神往……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扩招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最新因素。突然之间，大学之门开阔了，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涌进来。“高等教育产业化”在所有的教育会议上被谈论，招生数字多少像是40年前水稻的亩产量。自从上大学以来，我就看到北大被各种数字包围，在三角地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这一届有17个省状元成为了我们的同学；学校每年有多少论文发表，被权威杂志引用；北大方正的年产值达到了多少（我一度怀疑，北大的全部骄傲是这个企业，可能它比《新青年》还重要）；在“211”工程中，大学又获得了多少亿的资金支持；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生活在学校里，又有多少个重点研究基础在此建立……总之，教育的目的与使命被避而不谈，“科教兴国”变成了这座以思想著称的大学的教育基调。

    在我毕业之后，中国神话以各种版本出现在世界各种语言的媒体上。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是，中国不仅以市场庞大、劳动力便宜而惊人，她也正在科学与技术上获得领先。其中一条重要依据是，中国正在培养科技领域最庞大的人材储备，耶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这些中国学生的数量和创造力都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