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它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份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国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

    这个上海沉睡了40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地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3.0”，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对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它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