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武》及接下来的《站台》、《任逍遥》中，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他度过青春岁月的汾阳县城及距它不远的大同市。这是一个与人们热烈谈论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同的世界。小城的青年似乎被甩出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社会变化的速度将他们的内心转变远远抛离在身后，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内心慌乱不堪。中国压缩式的现代化在他们身上表露无疑。似乎昨天他们仍浸泡在毛泽东思想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迷恋《林海雪原》与《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准备成为一个国营工厂工人；今天就要会在卡拉OK厅里唱张学友，义无反顾地在商业化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在安群雁的记忆里，此刻，汾阳的国营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9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份喧闹的破落小镇，拥有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

    安群雁谈起，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普遍的能源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了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的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他感慨地说。紧邻汾阳的介休是一个更主要的产煤区，那里的污染更为严重。一位本地人说：“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了。”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在好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19世纪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挟，有些时候是幸运的，但更多时候它则是迷惘的。墙上的“文革”标语还未消退，淘金热潮就已到来。历史早已贬值，没人关心唐代的大将军郭子仪正是汾阳人，而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前来这里寻找过古建筑。人们总是想抓住什么，汾阳曾经拥有比平遥更完整的古建筑群，但是汾阳人更积极响应了那股席卷中国的拆迁潮流，如今，它只能羡慕地看着平遥作为古镇的风光。

    在入城前的转盘上，我们看到了遥指杏花村的牧童的雕塑，它平庸、肮脏，缺乏杜牧诗中的伤感与飘逸。杏花酒厂是这座小城的骄傲和最重要最稳定的财政来源，被唐代人杜牧盛赞的汾酒也是1919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产品。酒厂远离城市，它可能是这座城市惟一经受住了变迁考验的元素。

    从北京向西坐上1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太原，再坐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汾阳就到了，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