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中山陵漫长的石阶往上走，我期待的肃穆淹没在人群的喧闹中。人们总是在拍照，在台阶上、入口处、华表前，为了看谭延闿书写的碑文，我必须耐心地等待10分钟，一个又一个游人站在石碑前，姿态各异，表情喜悦，等待同伴将自己装入镜头，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在没有被摄入照片前，你不能肯定你游览过此地。

    像很多游览胜地，游客总比景观更像是主体，也像中国所有的景点一样，在中山陵门口最醒目的位置，张贴着“禁止随地吐痰与大声喧哗”的“游人须知”。在由“博爱”、“天下为公”、“民族”、“民生”、“民权”这些词构成的中山陵里，“游人须知”显得格格不入。

    当然，没有人注意这些。天气炎热，我看到了裸露上身的男士，喧哗声即使到了存放孙中山遗体的墓室中也没完全消失，而每隔几分钟，总会看到人扭头向石阶旁的草地上吐痰……

    我突然想起1924年3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除去表达对中国与世界正在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观察，他还提到“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那是孙中山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之前生活的一连串挫折，只有很少的时刻，某种意外的荣光才降临于他。

    他试图寻找到一条帮助中国摆脱屈辱处境的道路。1894年，他曾向李鸿章自我推荐，却被拒绝。他们是两个时代的思维，李鸿章的一代相信通过“坚船利炮”实现军事上的现代化，就可以应对西方的到来这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1895年的甲午战争摧毁了这一信念；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半调子式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再次加强了孙中山彻底推翻帝制、引入西方政体的信念。但是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并不那么顺利，在意外而短暂地成为中国民国第一任总统后，权力还是回到前清大臣的手中，一个旧世界分崩离析了，新世界却并未建立起来。孙中山相信过修建足够的铁路可以救中国，期待过南方的军阀可以帮助他统一中国，晚年时，苏联的经验则对他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始终不无惋惜地看到，他一心期待获得新生的国家，似乎总是在睡梦之中，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无法摆脱种种经年累月的陋习。他越来越觉得，中国人不随地吐痰，像政治上的共和制一样至关重要。

    南京充满了种种政治痕迹。紧邻中山陵的是明孝陵，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埋葬于此。他开创了政府对普通人强大控制的传统，他也是政治清洗传统中的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是稳固的、停滞的、内向的、小农传统的……

    我在7月29日那个闷热的下午到来时，南京似乎正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堪。本地主要报纸《现代快报》说，“博爱之都”、“第一城垣”、“绿色之都”，这些别号似乎都不足以表明南京的独特性，至于“六朝古都”，记者抱怨说几乎找不到昔日遗迹了。南京人试图创造一些，于是为了迎接7月31日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两万名青年男女在公园中速配，在巍峨的明代城楼中华门上，相亲的男女还叠了77万只被称作“爱情鸟”的纸鹤，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