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门上闲荡时，夕阳业已下山，城市变得富有诗意起来，600年前的凝重的青砖墙配上放置的廉价的纸鹤，有种说不出的奇特效果。我想起了下午在长江路总统府里的感受，两江总督府，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曾居住在此，他们都深切感受到传统中国的无力；当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南京时，这里被改造成天王府——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固执地相信自己正是耶稣的弟弟，《圣经》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将缔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但他们的失败却是缘于他们互称兄弟的领导者间毫无怜悯的内部屠杀；孙中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总统的，而蒋介石则在此商讨围剿共产党的计划，汪精卫、李宗仁、冯国璋甚至“辫帅”张勋都曾是这里短暂的主人……解放军战士1949年将红旗插到这里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在前往南京的飞机上的一本杂志里，我还看到了陈逸飞1976年的油画《攻占总统府》……

    坐在昔日的总统府订阅报纸办公室门口的长凳上，眼前正好搭着一件正在晾晒的绿色军大衣，不远处正是蒋介石在1948年接见一些国家新任驻中国大使的黑白图片。历史的恍惚感此刻变得鲜明无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历史是依靠时间点划分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确切的年份，似乎将历史一分为二，之前是一个世界，之后又是另一个世界。

    我差点忘记了，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甚至洪秀全面临的是同一个中国社会，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作出回应，一些人更为敏锐、更果敢、更高尚，另一些人则可能顽固、残忍，有人拥有政治理想，有人则干脆是赤裸裸的野心家……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激活一个被惰性、分裂、资源匮乏所逼迫的社会，如何重新在外来者面前赢得尊严。他们中最有力的是那些最能体察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人，他们知道那些看起来迟缓、忍耐的中国人，随时可能变成一群躁动、为了目标甘愿抛弃一切的中国人……孙中山抱怨中国人缺乏现代人素质，40年后，新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刻上了毛泽东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十里秦淮河尽头，飘散着浓烈的臭味，夫子庙码头，霓虹灯闪烁，读书人在北岸的贡院里考试，探求安邦之道，而南岸则是烟花之地。400年前，即使在南明王朝覆灭前夕，这里的狂欢也未中断。距离夫子庙500米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东王府，1856年一场血腥屠杀便发生于此……

    种种彼此矛盾的现象，总是在这个国家共存，所有看似激烈的灾难、变革，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与抚平。每代领导人都面临着孙中山式的尴尬，在他演讲80年之后，中国人仍习惯性地随地吐痰，这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毫无变化。每代政治领导人都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往往发现他们更多受困于漫长的传统。倘若南京要寻找自己的特性，倒是它的政治传统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