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读到V.S.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时，迅速陷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页内，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印度的那种在历史的泥淖里不知如何进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评，隐藏在感伤优雅的叙述里，我一心渴望说出他那样的警句：“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国家，有太多令人不尽人意的东西。像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一份体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数人的精力与时间就被消耗殆尽。因为一份长久的专制遗产和文化束缚，我们的国民性格中也保留了令人不悦的一面。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叠缩的历史，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现代的痕迹与后现代的碎片，这些拼贴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谐随处可见，泛起的沉渣经常和新的时尚联系在一起，那种本质上的单调是以人们颂扬的多元化出现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丧失立场，奋不顾身地加入某种狂欢之中，他掌握了符号工具，可以为语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为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赋予合法性，借此获取他所需要的社会承认；他也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他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各种批评的目标，并为自己声音的无力感而愤愤不平。

    中国社会是如此复杂，我给不出系统化的分析，当然也不相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说政治决策是核心，企业家会说是商业行为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一个知识分子会说，还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的声音会更响亮或更微弱。但是，社会的进步必须借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会的不安与躁动，不是来自落后，而是缘自不同力量间的失衡，缘自我们以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如此复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