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4年的7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36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10亿人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10亿人民9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轰然倒塌，工人阶级昔日的荣光被下岗的命运所取代，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100年前对“4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1990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像。在2001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2004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的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2002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像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在1978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的将近30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但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拼凑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像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种普遍却模糊的感觉，在讨论会上，吴晓波像几乎中国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遭遇了一个尴尬问题：他既没有案例库和数据系统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论可以依靠。所有判断都是基于“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统能力，和行动上的随意与不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