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怀疑我的写作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极端情绪，多少与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语言教育相关。因为所有的课目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价值观是被明确界定不容质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细节、逻辑感经常被忽略，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如此之少，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地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煽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出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陈水扁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不停的批评，不是对抗这种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质和我所批判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种单调思维、单调语言的受害者。这两者都在纵容自己的某种情感或偏见过度膨胀，而不理会社会的真相。

    几天前，我读到马斯洛的那个精彩比喻，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地下室——在他兴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态和恶习，那么他就期待研究人类的阁楼——“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抱负或者可以达到的心理高度”。我想，在很多时刻，我过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地下室，却忘记了还有阁楼的存在，那个一心要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付出的一代代中国人。不能假装一直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为自己智力上懒惰、情感上缺乏细微的感受力而辩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不停地看到知识分子以强调批评性的面目示人而陷入了自我沉溺的境地。

    还是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吧。端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是必需的，当批评什么时，不是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给出更明确的例证、更细节的描述。也不是那种总是自以为是的严肃，幽默感不是缺乏价值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