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之前，乔治，玛芙和他的其他朋友为他在当地一家“银杯”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那时候，他承诺会在一年之内回国。一年后，乔治没有回来且玛芙得知他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精彩生活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从此打消了和他继续保持关系的念头。在乔治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了，但是从乔治写给家里的信上看，他对两年之后玛芙和自己的好朋友亨特成为恋人一事还是非常关注。

　　玛芙不仅承受着和乔治分离的痛苦，那段时间刚好她的哥哥罗伯特，一名海军突击队队员，也在1940年的一次意大利空袭中丧生。那年夏天，战争急剧升级，大不列颠的战争还未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玛芙会渴望婚姻而带来的安全感，尽管那只是她深爱的那个人的最好的朋友。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不久玛芙就从二人婚后居住的海岸指挥中心的住所搬回了在哈彭登的父母家。

　　可以理解的是，乔治性格中理性的一面给当时认识他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死后，认识他的人纷纷在学校出版的纪念杂志上留言。他最要好的朋友，大卫·普鲁克特说：“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个思想家，一直追求完美。他不善言谈，但是他的话经常很有道理。”教过乔治的老师，莫里斯·博拉在给乔治母亲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是个拥有无限能量的人，似乎他的内心总有某种信念在指引着他前进。”考虑到博拉要给他在战争中丧生的学生的父母写很多悼念信，这句话可以说是很高的赞美了。

　　1934年夏天，19岁的乔治来到瓦德汉学院修读“当代的伟大课程”，当时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它指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那时候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了，6英尺高。长有一头充满孩子气惹人喜爱的金黄卷发。他不出意料地进入了学院橄榄球队的先发阵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又成为了队长。如果乔治长得更壮一点，他肯定可以代表校队参赛。他经常代表牛津二队——“灰狗”队去打比赛。

　　作为牛津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瓦德汉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这里录取，要看考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通过成绩。迈克尔·曼恩，乔治当时的同学，说他能够到瓦德汉上学完全是出于一家名为“国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应生推荐。因为那时候，瓦德汉学院里的人经常会去那里喝酒，当时曼恩正在申请各个学院的西班牙语奖学金。那位侍应生告诉曼恩，瓦德汉学院的课程是最棒的。于是曼恩就和另外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没有任何监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其中一名学生霸占了所有用来答题的纸张，曼恩就找到学校相关负责人告状，然后他就被带到市区的文具店，买了纸，又获得了额外的15分钟回答问题，完成了考试。就这样，曼恩得到了奖学金，毫不奇怪，因为另外两名候选人，一名是糊涂地认为他申请的是希伯来奖学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试开始后很快就放弃了。

　　霍格在瓦德汉的学习生活受到20世纪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响——莫里斯·博拉。虽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学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从牛津毕业一年后，才正式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即使在博拉成为院长之前，他的很多决定也影响着学院工作的开展，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学生的生活。他为学生和各方贵宾举办各种社交聚会，在轻松地玩笑中让大家结识。博拉还经常为客人们杜撰各自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大家互相介绍，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来到场客人间的混乱场面。

　　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院。他个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名人。宴会桌上大家的开心果——博拉用不正经、非精英、反严肃、反贝列尔学院等标签标榜自己。因为他相信，创办一所大学的目的就是破除阶级、惯例以及民族情感，从而达到“个体心灵放纵的狂欢”。他的这种观点吸引了很多学生，乔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当博拉将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