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女王号的三等舱位于船的前端，因此由于恶劣天气带来的颠簸就格外明显。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气都不怎么样。580名三等舱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国北部的欧洲移民，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厅的菜单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共同标注的。然而，没有人去看它，因为整个餐厅都没有什么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舱内不出来。唯一供给三等舱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闭了。穆里尔阿姨选择就在舱内休息，乔治则去二等舱找人聊天，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继续赶路前，乔治到纽约的和平联谊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却恰逢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正在那里指责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还牙地保护祖国。乔治发现整个会议都被民族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占据，因而选择了离开。

　　乔治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您听到中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论调您高兴吗？”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达哈彭登的，也不知道乔治是否告诉穆里尔阿姨，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质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义政治。然而，在乔治居住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已经不再相信整个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义信仰，尽管在母亲的回信中对于他的这种“背叛”并没有多说什么。

　　1936年秋天，霍格几个月的时间都穿梭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据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和货车上走过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车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当地警察收留在监狱里度过一夜。这是段艰苦的经历，他描述碰到过的一位狱卒，一位警官是“最险恶的人”。他断了的右手被一根钢管代替，将钉子钉到墙上，根本不用锤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里，有一些人围站在炉子旁，时而发生口角。“如果你比我还着急”，这名警官说，“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许乔治退却，这名警官的脸和他的钢管一样冷酷，却有一双忧郁的双眼，塌陷的颧骨和典型的爱尔兰下巴。在肮脏的牢房里，警官给了乔治几块发霉的毯子，然后说：“明天早上4点起床，我们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后把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国的最南部，穆里尔阿姨的介绍信让乔治来到位于密西西比州罗奇代尔的Delta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合作形式从几年前就出现了，它把以前种植棉花的农民团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我们的英国访客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仍旧沉浸在《飘》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中的路线在美国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来到了里奇蒙德，查尔斯顿和大草原。当时美国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试图逃避这一规定的做法，让霍格嘲笑他们：“田纳西州没有酒。”他这样写道：“他们选择同意禁酒令，因为人们从非法饮酒中得到了好处。州警官从中捞到不少小费，人们购买低价酒，而那些酿私酒的则发了大财。酒还是很便宜，因为各州无法对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特别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每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