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霍格离开汉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国民政府早前下达了禁止任何西方国家记者采访共产党延安根据地的禁令，对违反此规定的记者将撤回委任书。为美国几家大报社工作的记者可以无所顾忌，但大多数记者还是遵守了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约记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两天以后，火车把他带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墙见证了这座古代都城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动荡与兴衰。西安的城墙据说修建时宽可容纳三辆牛车，高可达十人的高度。当日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时，这些城墙再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些堡垒下面，阴暗、潮湿、老鼠乱蹿的地窖成为了人们躲避日军疯狂轰炸的唯一避难所。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些地下防空洞避难，听着炸弹爆炸声，等着警报解除的信号。两年以后，世界另一端一个曾经有城墙的古老城市的人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寻求避难。

　　从西安出发北上，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霍格驶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货物和行李中间的乘客包括一对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两个年轻女难民和一队红十字会护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对中国青年巨大的号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信念的光辉，散发着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霍格那时候汉语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够让他认识到这群年轻人奔赴延安，为的是拯救国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

　　这次旅途为霍格在《曼彻斯特卫报》那个月月末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观察背景所应具有的独特视角，主要体现在他下面这段对乡村的描述中：

　　我们走过了一个满是坟包的旷野。后来我们的卡车到达了山区，每爬一个山坡都是一次冒险，卡车缓慢地前进着，后轮胎的轴承被压得嘎吱嘎吱响。轮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线、绿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庄稼地、整齐规则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对称的感觉。

　　到第三天下午，车轮胎磨破了，司机放弃了努力。车上的人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条拥挤的小路上开始了剩余50英里的步行。一队队的军用卡车来来往往，扬起了一片尘土。护送的骡车载着从当地搜集来的物品比如火柴开往西安。还有几百辆的手推车，在一担担面粉、蔬菜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都去往延安。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不断有新的八路军志愿者加入这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这群年轻的志愿兵身无分文，许多人随身所带的仅有一支牙刷、一个铁杯子和一条毛巾。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为梦想破灭的中国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13年成就了中国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因此家里可以供他读书。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来到省会长沙，当时共和主义风潮正刮遍中国。多年以后，始于这个城市的政治道路让他有机会见到陈独秀，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领袖。陈教授给了他的年轻仰慕者一个在长沙推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机会。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爱读书，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2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感兴趣。凡尔赛和会中，控制和会的列强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发了北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一曾经在19世纪鼓舞并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理想，在20世纪初来到了中国并得到了拥护。191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救出来作为他们的伟大使命。对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中国进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