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准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应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伤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国期间，新教的传教士两次救了他的命，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中国民众对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小规模地频繁活动。西方列强侵略侮辱中国所上的每一个新台阶都有这些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和开放的5个港口，并同意西方传教活动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中国被迫接受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活动并保障中国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权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得到扩大。对传教士的敌视以及对传教活动对中国传统信仰带来挑战的厌恶是这些起义的主要因素。3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于义和团起义。紧接着20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保守新教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到1930年，中国有8000多名新教传教士和大约50万人的新教团体。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计达到了2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