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奥登来到汉口，并很快与弗莱明夫妇见面。这位《时代》杂志的记者显然为这次会面穿得过分讲究了“弗莱明身着卡基色衬衫和短裤，脚穿一双高尔夫长袜，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表，身背莱卡相机，看上去就像刚从伦敦的裁缝店里出来，正极力为典型的绅士装备做广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些日记都是他今后完成《战争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认为即使现在待在中国有些危险，但“和奥登讨论过后，我还是觉得此刻我们留在汉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义”。

　　如同其它刚刚抵达汉口的记者一样，奥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顿下不久就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在艾格尼丝位于中华圣公会的住所，双方一见面，她就考察起这两位记者的政治观点。因为对于那些不认同她观点的人，史沫特莱可没有多大耐心应付。之前她和乔治·霍格见面时，就是因为发现乔治不仅是个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国男孩，还具备纯真、青涩、天真的特性，并准备迎接中国战争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和同事，虽然史沫特莱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超越朋友的层面。

　　霍格说史沫特莱是个“身材高挑、有些严酷，留有伊顿发型的人；40岁左右，热心于中国共产党事业，而对俄国的事却没什么兴趣。”乔治完全被史沫特莱的强硬观点和她同美国媒体遇到分歧时争吵的狂暴吓住了。史沫特莱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而相信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个观点在当时很不被认可，但是史沫特莱用她毕生的生命捍卫着这一观点，不惜冒犯权贵，与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数朋友。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支持者，一名激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者，史沫特莱和一位天真的牛津毕业生成为朋友有些不同寻常；但史沫特莱本就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经历。

　　1892年，艾格尼丝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地区。在她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她的父亲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岁时，母亲死于营养不良。父亲偷走了艾格尼丝积攒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无可忍，艾格尼丝带着妹妹和两个弟弟，以及死于难产的姐姐的孩子，离开了家。那时，她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会低头，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样生活，更不能成为四个孩子和一位嗜酒父亲的苦力。

　　在将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顿好后，艾格尼丝离开了家，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刚刚20岁出头的她只身来到纽约，白天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晚上到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成为了印度流亡爱国者力求推翻英国统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显然，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某种政治姿态。1918年，她因走私军火和违反美国“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狱。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激进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在她去世前，还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调查。

　　在她的传记作者鲁思·普赖斯笔下，史沫特莱“……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政治保守派将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她的记者同行们常会无视她言辞激烈的报道。那些真正认识她的人则认为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物，而且是个内心坚定的梦想家：“我可能并不单纯，但我是正义的。”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有时候她也这样说，“我走的太远了，但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时，她已经被保守派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法兰克福日报》甚至拒绝刊登她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罪恶行径的新闻，直到后来证实她所写的都是正确的，才成为该报的首席记者，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一位伦敦的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将她介绍给《曼彻斯特卫报》，于是她也被任命为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