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在北京只做了短暂停留。日本的特务、警察发现这个被他们驱逐出上海的英国人又出现在了北京。因此待了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独自一人步行上路。日本人控制了城市和各条交通要道，而共产党游击队则占据了农村和大多数村庄，至少在北方是这样。在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途中，霍格又生病了。他逃亡的第一个夜晚待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醒来后他感觉头疼欲裂，浑身不听使唤地颤抖，还发着高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伤寒痊愈不到3个月，他现在又患上了斑疹伤寒。尽管接种了所有该接种的疫苗，他还是得了这种被跳蚤传染的疾病。

　　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在上海，米利肯一家对他的救治使他恢复了健康，而现在他又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一名教会护士。她从北京赶往她在河北西部宋家庄的诊所的途中恰巧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里。她在1923年就来到了中国，经常跨越日军的防线招收新成员或采购药材。做这些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她可能至少会遭到审讯和驱逐出境。

　　霍尔和她的两名中国助手乘着骡车上路了。他们把这个高大的英国人用毛毯裹着，抬上了骡车，开始了4天的旅程。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没有机会弄清楚。霍格病得很重，不能开口说话。再说，在这样一段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不向来历不明的人问问题是明智之举。

　　在他们的骡车向共产党管辖地缓慢靠近的途中，霍格的病情加重了。因为担心他会死，凯瑟琳·霍尔打开他的皮夹子，弄清了他的身份。当他们到达山区的时候，霍格被抬下来，放在了一头骡子的驮背上，两侧堆了高高的几层被褥。他后来回忆道，在走上坡路的时候，他差点从骡背上掉下来。他在昏迷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石灰粉刷的城门，还听到有人喊了句“到啦”。

　　3个星期后，霍格才恢复了足够的精力来观察他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舒服地躺在一个沙沙作响的草垫子上，往外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榆树。那时没有正规的药物，凯瑟琳·霍尔就帮他擦洗身子，用小米粥和诊所养的两头山羊的奶喂他，还用冷敷法帮他退烧。

　　霍格清醒后，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宋家庄那时是个仅有350人的很小的村庄，在北京西南250英里，邢台镇的外郊。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在名义上这里的人们仍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他在清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地民兵集合的哨子声和驻扎在河对面的一支正规部队的晨号。

　　因为还无法下床活动，霍格只能边听边记录下村民们一天的日常生活：

　　喜鹊和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迎来了第二天的黎明。村里的人们纷纷起床了，白天一整天都能听到卖小吃的小贩们扯着嗓门的叫卖声，摊贩们和游走的洋铁匠敲着铜锣吆喝的声音。下午五点左右，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到村里的打谷场去练歌，排练。从那时起一直到晚上十点都会听到口哨声、布鞋踩在泥土路上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从男人们的粗嗓门里喊出来的口号声和妇女、年轻女孩们去往夜校路上的歌声。

　　在战争年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村从来都没有摆脱过饥荒。宋家庄更贫穷，这也是为什么凯瑟琳·霍尔把诊所安置在这儿的原因。那里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在饥饿的边缘垂死挣扎。他们一天只有一顿饭吃，通常是稀得像水一样的小米粥。衣服也薄得无法抵御寒冷。孩子们早上都比较活跃，可一到晚上就又饿又冷，十分可怜。霍格就给他们唱歌逗他们高兴。他有副好嗓子，而且到现在他的中文也学得差不多了。他给孩子们唱游击队歌曲，让他们暂时忘记饥饿的痛苦。

　　大病初愈后，霍格开始了解农村生活的政治本质。这里有农民合作社、妇女社、青年社和儿童社。这些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每个集体都用不同颜色的彩旗作标记。在几个小时的大会上，不断有人作报告、喊口号，勉励大家抗日。会上，县长还向大家解释说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蒋委员长说啦，日本人答应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假和平。”当他向下面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回应。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合作仍然有效。游击队的宣传中会出现蒋介石在总部重庆发出的声明，而地方官也会坚持国共两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