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有人是这么总结的：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当我们不到结婚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

　　当我们还没开始关注炒股的时候，炒股的人都能赚钱翻番；当我们开始尝试去炒股的时候，股灾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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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从一家高校混毕业了，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开创了。大学临毕业时，同学们相约“一定要混个差不多”。什么叫“混个差不多”呢？大家一致通过了这样几个标准：下馆子打牙祭不一定要去“顺峰”，但起码不必再去×大东门的××餐厅了；出门打出租车，不用再看一公里一块二还是一块六了；去“麦乐迪”、“钱柜”唱歌的话，不用再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后图便宜了……

　　如今我工作也两年多了，银行卡里的钱比学生时代多，但实际上，我的“幸福指数”反而下降了。上学的时候可以没心没肺地过日子，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毕竟在校园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开销，现在不一样了，一百块面额的纸币破开后，很快就没了。

　　如果您是和我一样的上班族，想必会发出和我一样的感慨：钱都花哪儿了呢？

　　你是聪明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银子一去不复返呢？

　　北京的街头已经没有一公里一块二的出租车了，连一块六的也没了，清一色两块。更要命的是，北京的房价之高已经远远超过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我不做愤青很多年，但一想到此，连抢银行的心思都有了。

　　曰：命苦不能怪政府。

　　谁让咱家的原始积累不够呢。

　　2006年年初，我看中了东三环边上的楼盘，有几套三居室尾房，才七千多块钱一平方米。在我努力开源节流攒首付的时候，一年后，那个楼盘涨到了一万多。

　　呜呼。大款们都成了“炒房团”，我只能“炒饭团”。

　　靠工资收入，永远发不了大财，基金仿佛是平民百姓的救星，它在2006年的普遍赚钱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把它视为救命稻草。

　　买基金之前，我和一些同事、朋友交流过看法。有人认为，远郊地区的房子价格相对便宜，不妨买一个小户型先住着，首付会低一些，等价格涨上去卖掉也能赚一笔。

　　我可不愿意住在郊区，刚毕业时，我曾经在通州租过一段时间的房子，那时候每天花两个小时坐地铁，累得龇牙咧嘴。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挤在地铁里那副惨状，哪有半点尊严可言？无论如何，宁愿一个月多花几百块钱住得离上班单位近些，我也不愿住到郊区。市中心的房子买不起，但目前我还租得起。

　　即便四处求借，凑够首付，买一套可以蜗居的破房子，一觉醒来就欠银行三位数，大半辈子都在为房地产开发商打工，这种感觉令人心寒。更重要的是，当了房奴，我的生活质量和快乐指数都会严重下降，将来有了老婆，“贫贱夫妻百事哀”，生不如死啊。

　　还有，有些房子看上去光鲜亮丽，但质量问题很普遍，三五年内，我不相信房地产开发商的道德水准会提高到让我放心的程度。等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还是应该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度晚年——扯远了。

　　最悲哀的是，房价节节攀升，首付越攒缺口越大，求做房奴而不可得。

　　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背水一战，投入基金。

　　基金收益增长的速度，能赶上房价上升的速度吗？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伪问题。

　　二战时美国101空降师的伞兵跃出机舱，只有血战诺曼底一条路了。

　　真的猛男，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诡异的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