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无事可记。”就在这一天，当莱茵河左岸的邻国人们正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时，巴黎人民起义，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然而这一事件在开始时好像并不是太意义深远。在当时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巴士底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胆敢反对封建制度的著名人物、不受欢迎的作家，如文学家伏尔泰。巴士底狱被攻占那一天，巴士底狱里只有7名囚犯，而且大部分是被自己人关押的贵族家庭的精神病患者。为了把牢房布置得适合居住，他们甚至可以随身携带家具，他们有时也会和驻扎在这座非常坚固的要塞里面的军队一起用餐。从巴士底狱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兵，其中还有伤兵看守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法国政府认为这座贵族监狱到底有多么的不重要。驻防部队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誓死保卫巴士底狱，以至于“攻占”是以兴奋而愉快的形式进行的。如果不是人们在对革命过于渴望的情况下将监狱长的头砍掉的话，甚至有可能让人把整个叛乱误以为是在庆祝某个民间节日。尽管如此，这次“向巴士底狱的猛攻”还是成了革命的信号。

　　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整个法国要起来反抗这位懦弱、对打猎的兴趣要比对政治大得多的国王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直到他于1793年1月21日被推上断头台为止，路易十六都认为没有什么划时代的事件是值得记在他的日记本里的。可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起来反抗这个衰弱的“旧体制”（L'Ancien Regime）。首先是国家的管理极其混乱。整个国家的年收入约有1/10用于凡尔赛宫内殿堂的维护。单单是在国王的马厩里就有将近1500人在忙碌着，并且按照预算从国库领饷。用在军队和官员身上的巨额支出造成的巨大预算亏空只能通过借款来弥补，而借款需要支付利息，利息又会进一步增大财政亏空。应从哪儿得到为此所需的大笔金钱呢？

　　因为所有贵族、僧侣、教士以及数不胜数的高官都享有免税特权，所以必须猛烈榨取中下层阶级尤其是那些“小人物”平民的钱。但这是不够的。为了解决令人苦恼的财政问题，财政总监想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在一次性支付高额现金以后就可以将任何城市如格勒诺布尔（Grenoble）、波尔多（Bordeaux）“租借”下来。同时还把官职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此对于那些与宫廷建立良好关系的精明的商人来说，到处充满着真正的繁荣景象。

　　然而法国的财政状况最后还是由于不断增加的贷款而困于无法用传统的资金来找到出路的绝境中。而法国政府实际上是通过以未来的日常收入项目作抵押来满足其日常资金需求的。这使得法国的财政赤字年年上升。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法国也是如此。以“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指出官僚架构的膨胀经常与高效率的原则背道而驰而闻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C.诺斯科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在评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说道：“旧制度不会因为其专制、残暴而瓦解，也不会因为它们陈旧了而崩溃，它们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们债台高筑，但却无力偿还。”（译者注：帕金森定律是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过多年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在于嘲讽官僚体制的效率低下，该定律揭示了官僚主义的本质，认为政府官员总是无事生非，彼此为对方找事干，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倍地增加下属人员，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这一定律体现在管理机制上便形成行政命令的便捷性和权威性，最终是官僚们的利益和权力欲得到满足。因而，政府只要能增加税收，总要无限制地扩充官僚的行列。）

　　国王在危急关头将流亡瑞士的机敏的财政大臣内克（Jacques Necker）召回。银行家内克也想通过向贵族征税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那些拥有特权的显贵们当然难以忍受这样一个人物，在他们极力抵制改革的情况下，内克也就无法将其改革措施付诸实施。财政大臣内克因主张向贵族征税而遭王室罢黜最终诱发了法国人民起义和攻占巴士底狱。第三阶级把从内向外来改革税赋体系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内克的身上。最后不是工人阶级发动了起义，而是资产者起来反抗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在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上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为口号的人权观念，有约一半的会议代表来自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