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R26;九学生运动中，胡适在北大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北大学生于他多有疏离，甚至有学生给他写抗议信，认为：“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胡适没有动摇，尽管在事实上“这一有组织的暗中运作不是胡适少数人‘安心求学’的口头劝说所能抵抗得住的”6。以余英时后来的考证，“‘一二R26;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杰作”。在陶希圣的记忆中，“一二R26;九”开始时只是一次规模很小的学生请愿，是北大学生自发的，其动机是反对华北自治。这一天“稀稀落落约有百余人，但随后各校皆有行动，其中活动较厉害的是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们也以这几个学校为多”，后来则发展到普遍罢课。就在这时，在北大教授每月一次的餐会上，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尚仲衣提出：“我们现在要实行抗战教育，为什么还要教这些课？”胡适听了立刻说：“仲衣，你不要曲学阿世！大学教育就是大学教育，没有什么抗战教育。”7陶希圣当时帮着胡适说话，同时又感到适之先生“义正词严，有大勇气，大魄力”。一周之后，即爆发陶希圣认为的“一二R26;一六事件”，事态更为严重。陶希圣这样说：

　　现在有人把“一二R26;九”这笔账挂到共产党的项下，实在是错误，也可以说是荒谬……“一二R26;九”是北大学生自发的，“一二R26;一六”才是所谓学联会鼓动起来的。从此北大就和其他大学，形成对立的形势。“一二R26;一六”之后，北大学生大会在三院礼堂开会，我站在后排，只见胡先生上台将要讲话，有一部分学生搓地板，胡先生指着他们说：“你们有话就站起来讲，这样子，下流！下流！”多数学生鼓掌，把那些预备闹事的学生的气焰给压下去。胡先生讲了一番话，斩钉截铁，劝大家沉着，勇敢，上课讲学。大会决定不罢课，北平的学校也就不罢课了……

　　这一段文字见诸陶希圣1986年5月22日一次正式谈话，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尽管今天对于“一二R26;九”可作新的审视，但陶希圣当时对胡适在这场学生运动中所坚持的大局观以及理性态度慨然系之，以致当宋哲元下令搜查北京大学三院、清华大学、中国大学，有三十多名学生、三位教授被捕时，陶希圣立即去找胡适商讨解决办法。陶希圣对胡适说：“现在这些军政当局者都是我班上的偷听生，与我很熟悉；再则二十九军都是从乡下投军行伍出身的，看到秀才举人都觉得了不起，相当尊重，大学教授起码算举人进士，今天教授们若肯出面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必然高兴，问题好解决；三则国立大学若与二十九军站在一起，则今天的华北局面尚可支持，否则情势更加恶劣。况且二十九军宋哲元等果真附日、亲日吗？不是的，他们与国立大学师生同样爱国，不过为应付日本不得不如此，所以我们应谅解，共同来维持北方局面……”9胡适在听清楚了这一番话后，当机立断，对陶希圣说：“你去……”陶希圣随即找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据理力争。次日，军方即停止了对各大学的搜查，被捕学生和教授也相继开释。这一结果胡适当然是很满意的。

　　陶希圣晚年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说：“有人误解我是胡适之派。其实，我和他在治学方法与讲学精神上，大不相同。北京大学这时包容着各种学派和学说，而章太炎先生学派有些教授是向左翼靠拢了。在国难中间，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10据陶希圣回忆，当时章太炎门下除了钱玄同是站在胡适这一边的，“其他的通通是‘反胡’的，很奇怪的是他们也通通左倾了。他们并不晓得共产主义、人民阵线，可能纯为‘反胡’”11，这些人当中有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范文澜、中国大学讲述“三礼”的教授吴检斋以及马叙伦等。从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先后发表的二十二篇文章来看，其中一半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宪法问题的。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见解与胡适互有出入，但陶希圣在此时提出“开放党禁”这一敏感问题，深得胡适的赞许。台湾学者陈仪深认为“把这时期的陶希圣称作‘民主论者’还是恰当的”。胡适曾写信给陶希圣，评说他这个人没有“名师益友，但为文所向无敌，是不是运气使然”。陶希圣生动地回复：“武松打虎走沧州路，打尽天下无对手，但遇见张青与孙大娘，忽然心生感激与亲切。而我见您的批评，亦生类似的感觉。”12在另一封信中，陶希圣又说：“假如先生愿作我的导师（诤友），我也愿作先生的谏臣。相反的思想有时是相成的。不过像我那样意气用事的文字，和‘郎当’式的东西，收不到相成的效果，只供人家以趣味罢了……”13陶希圣虽然对胡适一向尊以为师，却又愿以“谏臣”的身份相随，真可谓“各守各的分际”，相辅相成了。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是上世纪30年代史学界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尽管“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仍有待于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但“陶希圣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却是不容忽视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