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当日下午3时乘坐蒋安排的空军飞机抵达北苑机场，在北京饭店给胡适打了电话。胡适则说已知道他来北平的任务了。胡适在1948年11月22日日记中只有一句话：“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若干年后，陶希圣透露，当他说明来意时，胡适却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谈到后来，胡适幽默地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院长。”因为他认为目前这部宪法，既不促成总统制，也不促成内阁制，如果他做总统的话，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院长，这样就可以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陶希圣也不无幽默地说：“你若是做总统，我谋个小差事。”胡适问：“想做什么差事？”“我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胡适说：“你就做正秘书长嘛，何必屈就副秘书长！”“正的，太忙了。”其实，这是两个友人之间的玩笑话，胡适又怎会去做这个总统？两人约好第二天再谈。第二天上午8时许，胡适就来到北京饭店。陶感到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因为新闻记者太多了。胡适则说：“你这次来，是背着黄包袱，我非来拜望不可。我们就走，到我家去。”于是两人又折回胡府。这一次谈话的最终结果自然是胡适不愿去南京组阁，陶希圣深知胡适内心“不愿放弃独往独来的自由”，他立即打电话给空军华北区司令徐康良，请他派人来取给蒋介石的电报稿，将胡适的这个意思奉告。20蒋介石拟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一事就这样悄然发生又悄然结束，可见胡适一以贯之“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的坚定立场。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由陶希圣执笔完成。这一天，陶希圣连代总统李宗仁的电话也不愿接，而是与胡适、叶公超一同登上了紫金山，“我们三人直上山顶，俯瞰南京，一时感慨万千，无话可说”21。4月，胡适赴美前夕，蒋介石从溪口打电话给沪上的陶希圣，想请胡适在临行前去一趟奉化。陶希圣回忆道：“我接到电话，便去看胡先生。他说：‘抗战初期，我由南京往美国，您到上海路来送行。今天我打算去美国，您来送行。十四年了，人还在，山河已改了。’言下不胜感慨。他又说：‘我应该去溪口，拜望蒋先生。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去的好。我就是这样一直往美国去，能不能替国家出一点力？总是尽心去看着做。请你把这个意思转达蒋先生……’”22陶希圣内心顿生凄凉，说，就这样，胡先生走了。4月6日，胡适与王世杰在雷震处用过早餐之后，即乘坐11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这是胡适第六次出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

　　陶希圣与胡适的交往并非始于北大任教期间，更远可追溯到北伐时期的上海。那时胡适先生与徐志摩等人在办《新月》杂志，风行一时。陶希圣在上海也办了一个小刊物，叫做《社会与教育》，其间也有批评《新月》的文章，并与《新月》作家打过一两次笔墨官司。那时陶希圣经常与胡适见面，但胡、陶二人联系密切还应当是在北大共事之后。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自诩一生只有两种武器，即一张嘴与一只手，亦即演讲与写作，他经常写社论主导言论，被时人誉为政论家。由于他对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抱有一种敬佩之情，并有过如此讳莫如深的特殊交往，两人的友谊足以让史家细察其中的一些奥秘了。陶希圣眼中的胡适是没有经过人为修饰的胡适，也没有更多意识形态的色彩，他对胡适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而真实：

　　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演说，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的人却是少而又少。再从反面设想，假如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一言一行，总有些不适应，无意义，这便可以反证胡先生为人行事，立言作文，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断乎不是寻常的人可以想见与做到的……

　　想想胡适在历史上还真是这么回事。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尤其是面对知识与权力的两难之境，处处显见高明与远见，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多，即便在今天也微乎其微，书生陶希圣月旦人物的眼光有时也真够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