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出版第一期。

　　这一年，胡适四十二岁，身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独立评论》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政论刊物，若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政论刊物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与之前的《努力周报》、《新月》杂志及之后的《观察》、《自由中国》半月刊，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正好可构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时代的价值谱系，而胡适则是这个价值谱系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时期的胡适，坚守民主政治、渐进改革的理念，在民主思想、教育理念、社会思想、中西文化观、外交问题等方面多有论述，但发生在1933年12月至1935年2月期间，前后两个回合的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则集合了胡适在《独立评论》五年多时间里最重要的思想表述，“尽管这种讨论是学术性的，但其含义却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讨论中反映了整个国家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价值观”1。

　　引发这一场论战的是胡适的老朋友蒋廷黻。1933年12月，他在第八十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革命与专制》的文章，该文被认为是“胡适的英美派知识分子朋友们第一个明确表态拥护专制的宣言”。蒋廷黻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内战频仍，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就在于未能像英、法、俄等国那样，经历过“十六世纪的顿头朝的专制”、“二百年布彭朝的专制”和“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因此，唯有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国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2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他的政治倾向颇为保守，首先是无条件地拥护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次是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1932年4月，他参加了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甚至对未行宪之前由人民选举国民代表会议的提案也不赞成。蒋廷黻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强烈反应，他感到“栗然以忧”，于是先后写下两篇反驳文章，分别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八十一、八十二号上，并在次年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解释：“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3

　　上世纪30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尤感痛苦的时代。这种痛苦主要来自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一种幻灭感，于是选择何种政制模式以图救国就成了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全中国上下沉浸在“国难时期”的悲愤之中，置身于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更是忧心如焚。与此相对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阶段的不作为遭人诟病，虽然经济上有所成就，但在政治上却演变成一党专政，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的政治诉求，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如孙科等人也有过类似的主张，这时身在香港的胡汉民则表示应当尽快实施宪政，并认为党外可以有党。4在《独立评论》创刊前后这段时间，《时代公论》第六号上《不关重要的国民代表会议》和《国闻周报》第九卷上《宪政能救中国？》两篇文章就已经引起了胡适的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根本怀疑民主政治的悲观论调。胡适对于推行民主宪政在国人中所造成的挫折一向敏感，不赞成“党权高于一切”的奇谈怪论。他当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实行民主、开放政权才能真正有助于挽救国难。这至少有两个现实的好处：一是可以改良国民党，使之面对“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也许可以比现在干得更高明一点”；二是可以收拾人心，着眼于“全国人心的团结，而不在党内三五万人的团结”。为国家前途计，除一致御侮之外，莫过于废除党治，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在胡适看来，这才是一条“政制改革的大路”。因此，蒋廷黻主张专制的文章在这时遭到胡适的质疑，完全在情理之中。

　　作为朋友，蒋廷黻并没有正面回答胡适，而是再次撰文阐述自己对专制的一些看法：

　　以个人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为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