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来附和蒋廷黻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他在《独立评论》第八十四号上发表了一篇以《革命与建国》为题的文章，声称从中国历史上找到了一个治乱循环的法则，即一个周期的三个阶段：自苛政至人民不安、革命到现状推翻，自群雄相争至天下统一，自善政至和平恢复。他进而断言：中国这二十多年来仍未跳出第二个阶段，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统一问题”。而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胡适对这一“法则”当然深不以为然，他是一个反对武力的人。他在日记中流露出自己的失望心情：蒋、吴两文“皆主张武力统一，他们都不是有政治作用的，而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故我作文辟之”6。这就是后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八十五号上的《武力统一论》一文。胡适在文中说，中国历史上不乏武力统一的例子，但其结局，还是“山河破碎”。就中国而言，问题固然出在那些“失政”的军阀们，而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却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是否也应当分担一些责任？他并且直言批评吴景超的这一法则“未免太拘泥于历史例证了”，历史是“不再来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适用”。

　　与此同时，新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的钱端升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上的一篇文章《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这时也引起了胡适的关注。钱端升毕业于哈佛大学，最早也是同情民主的，但由于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专制倾向蔓延的影响，对民主的诉求日益淡薄。钱文在分析了当时欧洲民主政治之所以衰颓的原因后说：“一切制度是有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年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胡适承认这是一篇自论战以来“最有条理又恳挚动人的文章”，但他又说：“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洲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7

　　无论蒋廷黻、钱端升，抑或吴景超，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但本着“政论无所苟”的原则，他们都将这种认真讨论国事的态度视为“我们的宗教一样”，因为这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只有“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时，才可“出之于口，笔之于书”。就在胡适批评蒋、吴二人不久，有一天他去清华大学，见到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等人。他们去蒋廷黻家中喝茶，这时钱端升也从天津来，大家谈得很高兴。蒋廷黻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8这是1934年1月底的事情，由于这时蒋廷黻正准备出国，这场论战的第一回合大致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然而，论战并没有真正结束。不久，胡适针对蒋廷黻和吴景超，又写下《政治统一的途径》一文：

　　现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问题：如何能缩短这个割据时期？如何能在这个割据时期做到建国的大事业？换句话说，假如此时没有用武力统一的希望，我们还有法子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吗？我们设想的统一方法……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这里所说的“政治制度”，指的就是国会。胡适认为：“要各省选出的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不过，这一设想在蒋廷黻看来，或许未免有点理想化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就认为：“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胡适认为蒋廷黻说这些话是带有“成见的过虑”，于是他在文中这样问道：“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何况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一连兵解散得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胡适坚决主张以“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认为即便“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这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