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年底，《东方杂志》为推出新年“元旦号”征文，向胡适约稿。这一次题目出得很大——“过去一年之回顾”，胡适只好挑选了一个认为自己可做的题目，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上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这篇综述性的文字记录了自1933年年底以来这场论战的实况，同时也表明，这是一场未经任何策划的论战，完全是在国难背景下自觉进行的。

　　然而胡适并没有想到，就在写下这篇综述文章之后的第九天——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在《大公报》上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文章，这位老友批评胡适“民主宪法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说法“是不可通的”。丁文江这样问：“独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吗？……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当承认的。”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中国应当“试行新式独裁”。

　　丁文江的文章不经意又掀起了这场论战的第二回合，而丁的这一说法更是让胡适感到惊诧不已，他在深感失望的同时，随即写了一封长信作答，又附上一短信，语气颇为激动：“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的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11在胡适的书信中，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愤慨，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平情顺理，清浅流丽”（周策纵语），让人如沐春风。然而，这次在讨论国家制度建设的取向和选择上，胡适无法不激动。丁的文章被转载在《独立评论》第一百三十三号上，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也刊在同期。胡适痛感这位老友“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说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话”。胡适说：

　　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而丁文江对胡适的批评似更接近当时多数人的想法，他说：

　　事实上看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

　　对于持有民主信仰的人来说，胡适的“民治幼稚观”多少让人有点尴尬，他们更愿意接受他的“民主宪政可以逐渐推广政权”这一理念。即便到了1937年6月，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仍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明的政治制度”，因为“以理服人”，总比过去“以力服人”的政制更高一筹。他不赞成胡适的“民治幼稚观”，并指出其中的两大弱点：首先是逻辑上不可通。因为“升学之后”是高度民治，还是专制与独裁？若是前者，那时是否还能算是幼稚园？若是后者，难道胡适心目中的民治的用处竟是替专制与独裁作预备工作？其次，与事实不符。如果国家是现代式的，则不论哪一种政制（民主或独裁），所需要的“智识的数量”（丁文江语）都是一样的。胡适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为自己辩解，他说：“张先生这篇文字实在还不曾搔着痒处。他引的‘智识的数量与政制的关系’的议论，和丁在君的一百五十万专家论，都和我的议论丝毫无关。我说的只是那代议式的民主‘政制’（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制）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识程度，是一种幼稚园政制，只要我们肯进去学，包管拿到幼稚园毕业文凭。”12从这一段话足见胡适当年在推广民主时的迫切心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认为民主宪政要比独裁专制高明得多，因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13。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以《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作出回答。他指责胡适“忘记了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就当时中国的现状而言，“单主张民主，反对独裁”，是不能发生任何影响的。因此，“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式的独裁”。丁文江这种“反对民主，主张独裁”的言论，与他早年具有民主气息的文字相去甚远，这位曾与胡适共同创办过《努力周报》的地质学教授，之所以发生转向，从他的一段“自白”中多少可看出当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