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时，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会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

　　这是一段对中国现实政治痛心疾首的话。尽管丁文江仍然肯定英美的自由价值观，却同时认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坚决主张以苏俄模式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蓝本。

　　除丁文江、蒋廷黻与胡适对垒的阵线分明外，不少人采取了折衷立场，这反映出在这场论战引发的诸多观点中，就具体的人来说，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胡适在二十年后回忆说：“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辩争。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在君是赞成我的；又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独裁的争论，在君主张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15再例如吴景超，自提出“武力统一法则”后，有人以为他是完全赞成独裁的。为此，他专门在《独立评论》第一百三十四号上发表《中国的政制问题》一文，说明这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误解。他这样解释：“我在那篇文章里，讨论的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或技术问题，而赞成独裁与否，乃是一个价值问题，决不可混为一谈。关于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的选择，我与胡适之先生的意见是相同的，我们赞成民主政治。”

　　与吴景超一样，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也认同胡适的民主政治观点。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一半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宪法问题的。不过，当时他却是以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丁、蒋和胡之间作左右袒护：“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独裁的政治。政府也许能够召集一个征询民意的会议，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国民代表会，也许不来召集。至于政府现实大权是在一人，还是多人，也只有事实来决定。即令大权不在个人，也与议会政治相差很远的。即令按照《建国大纲》召开国民大会，那个誓行三民主义的县民代表会议，也与多党议会不同。”他又说，胡适“主张的民主政治，很显然是议会政治……如果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

　　一个多月后，胡适从广西、香港等地南游归来，针对陶文，再作《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发表在1935年2月17日的《大公报》上（后《独立评论》转载）。他声明自己所主张的“议会”是很有伸缩余地的：“从民元的临时参议院，到将来普选产生的国会，凡是代表全国的各个区域，象征一个统一国家，做全国的各个部分与中央政府的合法维系，而有权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转移政权的，都不违反我想象中的议会。”至于“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这一点，胡适明白无误地告诉陶希圣，“我们”现在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十四条和二十二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论……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

　　尽管胡、陶二人对《建国大纲》的解释不尽相同，前者从宽，后者从严，但我们把这一时期的陶希圣视为“民主论者”还是比较恰当的。他后来在《民主政治的一解》一文中强调，“统一”并不就是专制，“民治”也并不必割据，因此他主张“地方割据必须打破，民主政治必须实行”。17用陶希圣本人的话来说，（国难时期）“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尤其是陶后来的一些有关“开放党禁”的文章，深得胡适的赞许。

　　1935年1月，陈之迈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不久就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自1934年至1937年，陈之迈共写了六十五篇文章，其中有四十六篇发表于《独立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之迈表示不赞成“立即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却又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理论上、实际上都应该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因此绝对没有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的道理”。18他不主张开放政权的理由是：“中国人没有族国的意识……中国没有强有力的舆论来做宪法的制裁，因为中国人大多数不识字……散漫的人心应当收拾，族国的意识应当养成，谁都不能否认，但收拾与养成的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更不是一纸根本法所能达到。”19这些观点实际上与蒋廷黻、丁文江等人相去不远，因此他对胡适等人提出“开放政权以便收拾全国人心”这一说法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