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文中“对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这一看法，胡适认为与自己的“民治幼稚观”并无多大区别，他说：“许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做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20胡适这一说法，后来得到北大政治系教授张佛泉的遥相呼应。张在《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一文中同样主张：宪政随时都可以实施，若不妨先从小规模做起……这与胡适的“逐渐推广政权”之说已然接近了。不过，这是1937年的后话了。此时，丁文江已去世一年多，论战第二回合的高潮业已退去。不久，又逢七七事变和平津沦陷，因时局吃紧，《独立评论》被迫停刊。然而，胡适还是十分积极，又写下《再谈谈宪政》一文21，并旧事重提，针对蒋廷黻曾经当面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那一段议论（民治幼稚观）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胡适这时说，所谓“僻见并不是笑话，乃是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并称自己也修过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课程，甚至在1912年的美国大选年，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最后才奠定了对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

　　回望这一年零三个月、两个回合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不难看出，胡适在当时所表达的民主思想虽然多半是为应对他人的观点而引发出来的种种论述，但其背后却包含着他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和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政治统一非武力统一；二、民治幼稚观；三、民主宪政有诸多好处……这些已然构成了这一时期胡适主张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说，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分裂割据也好，文化落后也罢，抑或处于危急的国难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借口。尽管胡适在30年代的一些行止“偶有缺失”，但他对民主自由的无限向往，不论是在《努力周报》、《新月》时期，还是在《独立评论》的五年中，以及之后的《自由中国》时代，都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于批判之外，也勇于肯定，突显其自由和独立的一贯立场。所以有人说，胡适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