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过杭州学者散木先生写的一篇短文《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文章的副标题是“兼说从‘中统’专员到图书馆馆长的童世纲”。一文说了两人，爬梳清晰，述要精辟，点到为止，其中谈到了当时胡适先生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也指出当时胡适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乃因生活拮据所致，文中这样写道：胡适之妻江冬秀“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同居住在泰国……吵着要来美国，一人还好办，来去方便，夫妇两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胡适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好在他能上能下，下岗再就业对他不是难事”。这里所谓“下岗再就业”，指的就是1950年胡适受聘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件事。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唐德刚出语一向轻松诙谐，话中有话，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胡适出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好像乃出自一种无奈似的。虽然美国人在面子上“还算相当尊敬”，但在敷衍胡先生之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唐德刚由此举了一例：一次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高层人物共进午餐，此公这时正在罗致人才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唐德刚建议不妨请胡适来帮忙，谁知那人竟微笑着说：“胡适能教些什么？”胡适先生做过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著述等身，又当过几年中国驻美大使，一些美国人对胡适却似有天然“隔膜”，如此“敬而远之”（唐德刚语），可见当时美国学术界在对待华人学者时的一种疏离态度。不过，具有远见卓识的胡适先生则不加理会，不仅做了近两年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还做了十年（1952—1962）的“荣誉馆长”。

　　近读1975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期，内有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先生撰写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文，方知胡适先生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就一个规模不大的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其真正的动机和需要并不在于每年五千多美元的薪水，而是认定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为了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一定要使它具有特性，让它在众多的图书馆中放异彩，既成为研究中国医学、药学仅有的特殊地方，也成为传播中国一般文化的大众场所”（陈纪滢语）。1952年秋天，胡适先生在去职之前，曾经郑重其事地对自己的忠实助手、继任者童世纲说过：“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童世纲自接任馆长一职后，直至70年代后期才退休，前后干了将近有二十五年，远远超过了胡适所说的十年，还获得了“终身名誉馆长”的殊荣。童世纲去世后，校方为表彰他所作的杰出贡献，在馆内借书台上竖起一个铜牌，上书“凡来此借书者，都应该感谢童博士”，云云。童世纲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系，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中统”的一位专员，估计没少做过违背己愿或众意的事情。但在历经了人生的沧海桑田之后，终于在海外“学以致用”，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其中无疑有着胡适先生对他多年的教诲和信任。童世纲后来编撰过一本《胡适文存索引》，其是否抱以对胡适先生的一种终生感激，亦未可知也。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收藏中国图书的第二大场所，且又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这里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它的出现应当说是一个偶然。最初购买这些书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R26;穆尔R26;葛思德（GuionMooreGest，1864—1948）的美国建筑师、工程承包商。他是一个清教徒，当年他来华延揽生意时，因久患绿内障（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青光眼，作者注）而屡治未愈，对西医失去了信心。后与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义理寿（IrvinVanGillis，1875—1948）结识，在义氏的劝说之下开始试用一种由中国河北定州研制生产的药品——马应龙眼药，想不到“霍然大愈”。葛思德自此对中国药品顿生兴致，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其代购中国医书、医药资料等，特别是一些有关治疗眼疾方面的书籍，这不期然地便成了葛思德个人收集中国书籍之开始。后来有人寻思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之兴起，发现这完全是由一小瓶中国定州眼药促成，这话其实并不为过。在义氏为葛思德所购买的这些书籍中，仅医药方面的就有五百多种，近两千册。与此同时，葛思德对中国的其他书籍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后来竟演变成一种投资，同时也是他个人在经济上一项不小的负担（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葛思德的生活也比较拮据）。不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兴趣，尽管引发之因或许有点微不足道，但终究是在孜孜以求地为中国文化的传递、交流、传播做着功德无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