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义理寿这个人，这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来为了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竟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一职，又娶了一位中国满族女子为妻，并以妻子的名义在北平购置了一所房子，从此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的研究工作。义理寿原为国际一流的刑侦专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与之过往甚密。袁先生曾对友人说过：义理寿可以凭借放大镜对其手指之用力进行科学分析，当众表演判断一份文件是否用了两台或三台打字机打出来，而且“屡试不爽”。后来义氏将这种技术运用于对中国书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若干年前，我读过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的一本文集《冷庐文薮》，其中提及他曾经受聘（1946年）研究过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中国善本。王重民对义理寿的目录学研究评价甚高，他说：“我已经又把义理寿所作项目的英文注解（自1029—3707）审查过了，我觉得他的中国目录学是非常的优异。在注解中，他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错误……”王重民并且认定葛思德所收藏的这些中国图书有着极高的价值：

　　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指美国，作者注）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发现葛思德收藏的A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D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

　　1926年，经由葛思德购买、义理寿整理过的这些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后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共有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包括图书八千册。到了1931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义氏为他购买图书的工作此时基本上已停止）。193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获得了葛思德的部分收藏，并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其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陶德先生（HaroldW.Dodd），是葛思德的一位朋友。葛思德后来致信陶氏，表示要将自己的所有收藏都卖给普林斯顿大学，陶德先生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遂请胡适先生出面加以鉴定。医书部分非胡适所长，但博学的大师对此并不陌生；而国学部分，他“知道的当然很多”。胡适认为这些医书虽皆出自中国，可是当时任何一家中国图书馆并没有像葛思德这样集中地收藏起来，他建议陶德校长不妨考虑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适的这一建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胡适先生必须出任这个图书馆的馆长，“以谋继续发展”。胡适在其任上审查过义理寿的目录编注，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经以1337和1338号这两个项目的注解为例，证明义理寿的研究方法是“优异的”。

　　这两个项目为两套清朝选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丛书》。由于这些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套，曾任民国时期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藏书家陶湘先生说过：“这套丛书的单本时常发现，可是整套迄未被藏书家获得……仅有最近收藏家缪荃孙先生经过一生寻觅，才找到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在义理寿的英文注解里，特别叙述了在搜集这套丛书的重重困难，他本人就是从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艺风老人缪荃孙先生手中购得这套丛书的。不过，这肯定是在1919年之前的事情了，因为缪先生寿终于此年隆冬。陈纪滢听童世纲介绍说，这套丛书当时在世界上仅有五套，义理寿竟收集到其中的四套（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

　　义理寿不仅果断地以高价购下此书，而且能够细心考证与分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义理寿在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当这些书（除去前四种八卷是在活字体以前，用木板印成的）以活字体印刷时，最后校正发现每本书都有些错误。这些错误用通常方法加以改正——把错字删去，在空白处粘上一张小条子，上边用一个正确的字代替。各省重印版是拿原版作模型，所以除非这个版是按照有错字的版本刻的，否则，它里边是不会有错字的……所以省版没有错字，是很容易发现非原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