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义理寿仔细审读了所购第一套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两千多处这样的错误订正，并注明卷、章、页、行与每处的字数，确定“武英殿本校阅者的姓名，刊在每一双页的边上中间，并且如有错误未被发现，负责人要受到规定的处罚。因此，印刷的改正是原版的最佳的证据”。之后，义理寿又全力购得三套全书，其中一套是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代购的，第四套拟以两千美金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未被接受。不过，义理寿这种悉心考证、从小处着眼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态度相去不远，因而受到胡适的赏识和认同。王重民先生也称赞义理寿“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格外优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拟将义理寿囚禁至山东境内，由于此时义氏染病在身，不能成行，便由中国朋友向日方代为说项，最后方才获准暂时滞留北平。1948年9月，义理寿在北平病故，其大量的私人藏书无端流失，从此散无踪迹，实为憾事矣！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藏书中除较为完整的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明版书籍亦为一大特点，这主要缘于当时义理寿作出的一个聪明决定。在葛思德有限的资金条件下，义理寿认定此时“如果与中国和日本书商做宋明版书籍的搜求竞争，简直是桩绝对愚蠢的事”。于是他集中目标与资金，以搜求明版书籍，而且走的是从私人收藏家那里获求的这一捷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在当时已有近二万四千五百册，在这些众多的明版书籍收藏中，虽然今天我们无法挑出哪一种来高估它们的价值，但这些书籍确实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特别发展，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大部分是朝廷刊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更有十七本加标点的佛经，是在建文元年（1399）刻板印制而成，在当时也是颇为少见的。在这些明版书中，既有宫廷版、北京与南京两个国子监的版本，又有各省与地方衙门版本、私人家藏版本与商业版本等，其中印得最为精致的是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所撰的《乐律全书》（刻印于1599年，即万历二十七年）。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全书共四十七卷，涉及律学、乐学、舞学、历学、算学等学科，汇集十五种著作而成，包括《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旋官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律历融通》等，文字部分约有六十万字，占全书的一半左右，其余均为乐谱和舞谱。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列，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指摘其“佞宋”，将本属于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但王重民先生却认为：葛思德收藏中的若干明版书，恐怕连义理寿本人也无法知道这是全世界仅存的书籍之一。

　　此外，这些书中还有许多在后来出于政治等原因而被清朝下令焚毁的，如钱谦益的书就是一例。钱氏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善本收藏家，亦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知何故，钱氏竟遭到乾隆皇帝的憎恨与丑诋，乾隆下令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钱谦益的书当立即“就地焚毁”。不仅如此，钱氏为他人所写序文甚至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信札，也一律遭到查禁。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至今藏有钱谦益于1643年刻印的文集。这部书共有一百一十卷，为当时的藏书家冒灭门之险秘密收藏，保存十分完整。这本文集由当时最好的书法家缮写，最著名的艺术家刻板，被版本鉴定专家们认定为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由此可见葛思德与义理寿等人敏锐的专业眼光。所以，有人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就不足为怪了。

　　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十万册之众的中国图书，其中有四万多册均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胡适先生曾先后几次翻阅王重民所编善本目录的草稿（三大本），并认真核对过王重民所确认的善本总数。胡适于1950年10月16日日记中这样记道：A.经部，一百四十种；B.史部（《明实录》未计），二百零九种；C.子部，四百一十一种，CM（医书），三十六种；D.集部，三百三十七种;总计：一千一百三十三种。胡适说：“GestL.（葛思德东方书库）收有旧刻佛经几千册（折子本），我曾抽点几十函。其中最可宝贵的宋末元初‘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刻的藏经，即所谓‘碛砂藏’……”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胡适又说：“……有医书五百多种，也甚可宝贵。此等书将来都会散失了。也许我们将来还得到海外来做影片回去收藏参考呢！”1952年2月20日至4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举办过一次为时两个月的“中国书展览”，胡适为展览写了序言《中国印书的一千年》，他认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拥有一批不同寻常的财富，它收藏了许多记录中国和东亚印刷业发展的特质例证……三十年来，葛思德东方书库是除中国和日本外，储存收集中国印刷书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