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任上以及担任名誉馆长期间，正是他本人受到大陆猛烈批判的时候。美国专栏作家乔治R26;E.索克思曾写过一篇有关胡适先生的文章，他称赞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相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乔治R26;E.索克思与胡适在1915年曾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认为其子胡思杜以及过去的友人对胡适在政治上的批判与谴责令人无限伤感……而此时，身在海外一隅的胡适默默地忍受着这一些，虽然他每周五上午才从纽约去一次普林斯顿，下午即归，但并未因图书馆之小而感到失落。

　　在胡适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不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泉井久之助先生到访。开始时，他并不知道陪同自己参观馆藏图书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参观行将结束时，胡适无意中说起自己也认识京都大学的一些人，泉井久之助急忙请教这位陪同者之大名，听后大为惊讶，直称自己在少年时代就听说过“胡适之”这个名字，“不意在此相会”（胡适日记）。这时，校方来人催他走，泉井久之助不肯离去，非要与胡适先生长谈不可。胡适只好将自己在纽约的住址留给了他，泉井久之助这才怏怏而去。或许，在泉井久之助看来，以胡适先生这样高的学术地位，屈就一个小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有点不可思议，但后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发展和实际应用，实可证明胡适先生确实是一位具有深邃眼光的文化先哲。

　　1975年1月，陈纪滢为了让自己在美国的小儿庭标能够“比一般人先有机会一亲祖国文物，让他看看唯一的中国医书图书馆、罕有的中国图书”，特意带着他再度访问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图书已达到了二十九万册，包括大陆新印的医书与亚洲各国近年来的出版物，“更由于善本书之丰富，保藏的整洁与利用之充分，在国外图书馆中也堪称独步”。正是由于童世纲等人自始至终“遵循胡先生的谆嘱，单独挑起这副担子，埋首经营，多方计划”，才使得这个图书馆能够由中国人自己来经营，“免于走入歧途”。陈纪滢深有感慨地说：“我还没有听说过海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图书馆，把中国所有的医学书籍，都搜罗在一块儿，而蔚成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中国医书图书馆。因为书虽然来自中国，而中国却没有把它收集在一起成立一个图书馆！”在这之前，陈纪滢曾根据胡适先生原著编译出版了一本《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收藏》的小册子，“以期介绍该馆收藏于国人”。

　　其实又何止是“国人”呢？胡适先生当年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东方图书馆的重要性，意识到要使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在长时间继续经营，不但方向要正确，而且要至少有一位耐心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陈纪滢语），才毅然决然地先挑起了这副开创的重担，“以奠定基础”，以后再光大发扬之。在当时，有一些胡适的老朋友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这与胡适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实不相称。陈纪滢认为其中有四个方面为人们所忽略：“第一，大家以国内一图书馆的地位衡量这个图书馆；第二，大家过分轻视一个图书馆馆长的使命；第三，谁也没有想到‘葛思德图书馆’的特性；第四，谁也没有想到胡先生的苦心……”胡适先生后来不再做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尽管有着一些客观上的具体原因，但陈纪滢的这一番分析则不无道理。所以，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胡适因其“经济拮据”而出任该职，固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较之他心中的那个“远大理想和目标”，经济上的考虑实在算不上什么。正因为如此，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如时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规模不算大，但在同类书籍的收藏之中，除“中国与日本之外，截至今天，还没有图书馆可跟它匹配，这是葛思德收藏的骄傲与价值”……而这一切，莫不与胡适先生的高瞻远瞩以及薪火相传的文化人心态相关联，说起来，可谓功莫大焉。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正因为早年得益于胡适先生（包括王重民先生）生前所倾注的几多心血，以及后继者们苦心求发展、数十年如一日的“埋首经营”，才获得了如此不凡的评价与殊荣，而哲人先贤们殚精竭虑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不是一两句话就可说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