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正处在一个“恨萧萧、无情风雨”的寒秋季节。1968年年底，尼克松重返政坛，在当年的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四十六届(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重新审视并检讨美国对台政策，深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正在冷战之中的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于美国的自身利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年尼克松也登上了长城。国民党政府随即被驱逐出了联合国，雷震认为“这是国民党自作自受”，是国民党关门做皇帝结下的苦果。此时，台湾“监察院”又通过了“吁请蒋竞选第五任总统”的提案，雷震再次感到国民党不思进取、无意革新、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种惊人落伍。1971年12月13日，雷震出于改革之心，“拟写一个条陈给当局，其要点为改制以自保”4。雷震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兹奉陈《救亡图存献议》……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鉴于国家已届存亡危急之秋而表示个人意见……”此件还抄送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等人。这份《救亡图存献议》之初稿，经老友齐世英（《时与潮》杂志创办人，时为“立法委员”）读过，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之后，雷震亲自前往景美镇大街东山复印店复印了六份，其中一份留给了傅正（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雷震在七十六岁高龄向当局呈示《救亡图存献议》，虽与他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却也有着“天真尽责”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佞常自慨言：‘我辈今日与国民党虽不能共享安乐，但却须共患难；有福不能同享，遇难却要同当。’”足见三十七年的党龄对他个人来说，不仅难以释怀，更成了精神上的一种负担。数万言的《救亡图存献议》共分十点，其大要如下：

　　一、……求自保自全，并安抚台湾人，开创一个新局面。

　　二、蒋介石任满引退。

　　三、国民党应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减少军费开支，健全军事制度。

　　五、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六、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

　　七、应废止创办新报的禁令。

　　八、简化机构，实行全面节约，杜绝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全部用于经济建设。

　　九、废除“省级”制度，以求行政组织能配合目前的现实环境。

　　十、大赦政治犯，以冀收揽人心，增强团结。

　　这十点建议，有着强烈的现实语境。已故台湾学者任育德认为除废除“省级”制度、大赦政治犯等几点颇有独到之外，“其他建议在1959年中左舜生发表《抢救中华民国时间已经不多了》的改革十六点原则，皆可寻得类似概念，如精简政府机构、裁军、节约人力物力以谋经济发展、司法独立、保障人民一切基本自由与权利、根绝一党垄断等……”5《救亡图存献议》在政治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民主宪政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雷震晚年对时局的思考，在大方向上基本与青年党领袖人物左舜生相一致，都是“不以革命方式造成政权变动”，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思维。这两份政治改革方案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左舜生提出仅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在台湾行使政权，雷震的看法较之左舜生的观点虽有点激进，但其本意是反对“两个中国”的。1971年7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驻日记者Harrison采访雷震，当被问及是否赞成台湾独立或自治时，雷震明确表示不赞成台湾独立，因为会造成流血；雷震还奉劝那位记者去采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市长）时，“不要提出或讨论台湾独立问题”6。雷震在情感上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人，就当时现实而言，“台湾现阶段的分治，并未排除未来经由民主方式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故此与台湾独立所追求之两岸彻底分离仍有不同”7。雷震甚至说：“只要看看台独分子在美发表的宣言，当可玩味了，我们千万不可一味糊涂，妄自尊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