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有一些朋友认为雷震此举过于天真。1972年2月16日，雷震赴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新衡（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处拜年。王对《救亡图存献议》中的内容大都表示赞成，却又说不应送交蒋介石看，“白费心思，完全无用……就等于孙中山革命时上书李鸿章一样是无用的”，并再三强调：“这里的局势是没有希望的，无法挽救……”9傅正也认为：“固然精神可嘉，尤其所提十大献议内容，更的确具有远见，但可惜还是有点不了解蒋家父子以及张群、严家淦、黄少谷三人的性格与作风，难免成为对牛弹琴，白费心血……”10事实上正是这样，当局对于“献议”无动于衷，建言未得到任何采纳。然而，就是这份从未想要公开的《救亡图存献议》，在三年之后，即1975年1月28日，突然在美国纽约由台湾人主办的一份刊物上被全文发表，雷震本人亦大惑不解。

　　1975年4月2日，陈启天前来问话雷震，次日又给他看了由谷正纲送来的文章复印件。雷震认定这是国民党内部有人故意泄露，因为他想起三年前《救亡图存献议》送交未出一个月，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监察委员”酆景福曾对宋英说过这样一句话：雷先生不该写这份《救亡图存献议》。雷震反问陈启天：酆景福“并不在我投书的五人之内”，他是如何知道的呢？陈启天也深感蹊跷，无言以对。第三天，雷震就接到王云五的“绝交信”。以雷震之性格，本来就对《救亡图存献议》被泄露而大为恼火，又一时无法解释清楚，更兼王云五仅凭一时之冲动就断然提出绝交，“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他实在是有点坐不住了，当天下午即提笔作复，与这位多年的老友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云老左右：

　　……四月五日，我公惠下的绝交书，业已拜读矣。我公竟根据自己的假定而遽作此严厉的责难，则未免过于武断了，盖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先行问明原被两造后而始判决也。此事修平先生（即陈启天，作者注）于本月二日见访时已面告，次日又将美国纽约出版的《台湾青年》所载而添油加醋的《救亡图存献议》复印本见示。我对此事已有所说明了。修平先生拟同访我公，我恐有碍我公的健康，始行作罢。

　　案查《救亡图存献议》系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上午亲自一一分送的，而且在致五位接受人的信上，特别注明，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不料未隔一月的二月三日，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监察院”监察委员酆景福先生，即就其内容向我提出警告。酆委员究系何处获悉的，我公似应查一查吧！

　　又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的“台北市社会情况报告”，注明是“秘密文件”，何以泄露出去而让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公开发表出来，作为攻击国民党的资料呢？由此可见，国民党之疏于保密也。

　　……

　　前承公亲莅军人监狱保释出狱，是爱护我而使我得以恢复自由之身，以及出狱后诸事的照拂，一直铭感五内，无日或忘。唯我当年究犯何罪而必须坐牢十年？公造自在人心，世界舆论已早有定评。当“雷案”发生时，我公正为“行政院”副院长，查军法机构属于“行政院国防部”管辖之下，按理依法来说，我公对“雷案”的判决结果有无责任，历史家当不会忽略吧！

　　……

　　雷震敬肃四月五日下午

　　在复杂多端的情绪之中，雷震一下子将话题挑远了。

　　对当年王云五“率先执笔具保”这一往事，雷震似乎并不领情，相反认为“政府课于人民的做保……总以愈少愈好。要保，是不信任的表示，也是卸责的企图”。他在信的后面又附言道：“在国民参政会时代，青年、民社两党一直反对交保办法，民国三十三年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保障人民自由办法》是我起草的，来台后，我问过林彬司法行政部长仍然有效的。兹附上《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七卷第七期的《谈做保》社论，敬请赐教……”11这封信同时抄送陈启天、谷正纲两人，雷震在给谷正纲的信中第一次道出了当年签署“誓书”时的无奈心情：“八月初旬在我出狱前，由于我不肯出具‘誓言’，内子和小女儿三番两次来军监及写信给我，劝我接受台湾警备总部的法外要求，我始终加以拒绝。后来我兄特别惠临军人监狱，劝我接受，继交阅誓书底稿，谓‘保释外出后，不能有任何不利于国家之言论与行动，并不能与不利于国家之人士交往’。